索羅斯

　　2011年，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可謂悲慘，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并不只有客觀經濟動因，大部分要歸咎于全球領導人有意或無意追求的政策。事實上，在2008年危機爆發的第一階段，人們已經達成了令人矚目的一致，并在2009年4月的倫敦G20峰會上共同推出了1萬億美元的救助計劃，但這樣的一致早已煙消云散。

　　更糟糕的是，政策不一致更多地出現在國家層面。德國是財政保守主義的核心，而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則抱定了凱恩斯的大腿。這一分歧讓事態大大地惡化了，因為緊密的國際合作是糾正全球失衡這一仍未解決的危機根源所必不可少的。

　　關于歐洲主權債務的疑慮叢生，以至于人們開始懷疑(歐元區的)單一貨幣能否維持下去。但歐元從誕生之日起便是一種不完備的貨幣。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建立了一個沒有政治聯盟基礎的貨幣聯盟——有共同的中央銀行而沒有共同的財政部。歐元的締造者對這一缺陷心知肚明，且在他們的設計中還有其他缺陷，這些缺陷直到2008年危機爆發后才顯現出來。

　　歐元的建立基于一個假設：市場能糾正自身的過度調整，失衡只會在公共部門產生。事實表明，助長當前危機的最主要失衡產生于私人部門，歐元的引入便是間接罪魁。

　　尤其是歐元區主權債務被視為無風險的假設：銀行對于所持有的歐元區成員國債券只要留存最低儲備就行了，歐洲央行的貼現窗口對所有歐元區成員國一視同仁。成員國可以以事實上與德國相同的利率借錢，銀行業很樂意持有大量歐元區疲軟經濟體的國債，以賺取零星的利差。比如，歐洲的銀行業持有了超過1萬億歐元的西班牙國債，其中一半是由德國和法國銀行持有的。

　　與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預示的趨勢相反，利差的顯著下降拉大了歐元區內的經濟表現差異。西班牙、希臘和愛爾蘭等國家出現了房地產泡沫，產生了對其他歐元區國家的貿易赤字。與此同時，德國盡管承受了重新統一的代價，但由于勞動力成本下降，競爭力獲得了提高，產生了長期的貿易盈余。

　　希臘新當選的政府上臺后披露，前任政府任內的赤字要遠遠高于之前報告的數字，這使得利率趨同成為歷史。歐元區當局對此反應遲緩，因為各成員國的態度大相徑庭。

　　對20世紀20年代惡性通脹及其可怕的整治后果記憶猶新的德國堅決反對援助。此外，德國自身也正好處于選舉周期，這進一步強化了它的立場。德國領導人堅持，要想讓德國提供援助，就必須施行懲罰性利率，這進一步惡化了危機，而救援成本也水漲船高。

　　事實上，歐元區成員國沒有權力自行印刷鈔票，這相當于讓它們處于與必須借入外幣債務的欠發達國家相同的地位，風險溢價也因此加大。當局似乎對此束手無策，只能拖一天是一天——這一方法通常會管用，因為隨著市場冷靜下來，問題會變得容易解決。但這一回，危機持續發酵，而當德國憲法法院判決除非獲得德國議會同意，否則德國不能為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提供更多擔保時，當局終于走投無路了。

　　在12月9日的布魯塞爾歐盟峰會中，歐元區國家同意建設一個更緊密的財政聯盟。但是，現在才做出這個決定已經不足以控制金融危機了。

　　歐洲央行在紓緩銀行流動性問題方面實行了大量措施，但對于降低各國國債的高風險溢價卻無動于衷。由于風險溢價與銀行資本不足問題密切相關，顧此失彼的政策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除非其他歐元區成員國可以成功地被隔離，否則希臘違約將造成全球金融體系大崩潰。

　　即使能夠阻止這一2012年噩夢情景，12月9日的峰會也種下了未來沖突的種子，即“兩速”歐洲的出現和錯誤的歐元區財政計劃指導思想。峰會提出的設想是在失業率上升的時期采取財政緊縮，這可能會導致歐元區陷入難以擺脫的惡性通縮-債務循環。

　　(作者系索羅斯基金會和開放社會研究所主席，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