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plutocracy endangers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文/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譯/何黎

　　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如今是全球首富，至少《財富》雜志(Fortune)是這么說的。他的發跡極具魅力，這不僅是因為他極其富裕，還因為他積累財富的方式告訴了我們很多正在全球蔓延的資本主義的真相。

　　斯利姆的財富估計為590億美元，相當于墨西哥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6%。相比之下，比爾•蓋茨(Bill Gates)約560億美元的財富，僅相當于美國GDP的0.4%。即便是在頂峰時期，美國首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財富也不足美國GDP的2%。要想讓自己的財富相對于美國GDP的水平達到斯利姆相對于墨西哥GDP的水平，美國首富需要擁有9000億美元的財富。

　　如此驚人的財富積聚在一個人手中，顯示著極度的不均等。例如，如果有人假設一年的實際回報率為6%，那么斯利姆家族永久的收入是每年36億美元。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2005年，墨西哥10%最貧困人口的平均收入為每人1200美元。因此，斯利姆家族的永久收入相當于墨西哥300萬最貧困人口當前的收入。財富高度集中肯定會帶來政治方面的后果，激起腐敗和民粹主義，這會削弱脆弱民主政體的合法性和效力。

　　這些風險顯而易見，但可能有人會反駁說，積累財富的動力源自創業沖動。因此，財富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于競爭市場，而非受到相對保護的市場，這一點很重要。那么斯利姆是如何獲取財富的？部分答案是，他是一位著眼于機會的商人。

　　不過，他最重要的機會是什么？斯利姆的金礦是墨西哥電話公司(Telefonos de Mexico)，他于1990年從政府手中獲得了該公司的控股權。事實已經證明，墨西哥電話公司無異于一張印鈔執照。在進行私有化時，墨西哥電話公司得到了總共6年的獨家經營權。此外，墨西哥電話公司至今仍然控制著該國92%的固話市場。經合組織(OECD)表示，墨西哥固話和手機的某些費率在其成員國中是最高的。

　　《福布斯》雜志(Forbes)的數據顯示，在全球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39人是美國人。有趣的是，所有這些人的財富加起來僅相當于美國GDP的4.5%，因此也相對低于斯利姆在墨西哥的財富。這些美國超級富豪從許多不同的活動中(包括科技、媒體、零售和旅游勝地)賺取(或者繼承)了他們的財富。但它確實來自在競爭市場上的成功。即便在這一點有爭議的情況下(例如微軟)，多數人也會認同在一個生機勃勃的新行業，這家公司在產品標準化方面扮演了有益的角色。

　　新興經濟體中創造的巨額財富是生產性創業行為的結果，還是尋租的結果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經濟體的可能走向。在非競爭市場中尋租賺取的財富越多，對引入更激烈競爭的抵制就越強烈，競爭的水平也就可能越弱。正如某些觀察家將墨西哥經濟增長緩慢的部分原因，歸結于整個經濟體缺乏強勁的競爭：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投資僅占墨西哥GDP的3.1%，而智利、巴西和美國的比例分別為6.7%、6.9%和8.8%。

　　其它重要的新興經濟體也是如此。在世界最富有的100個人中，有14名是俄羅斯人，他們的財富總和相當于俄羅斯GDP的26%。除了美國以外，沒有其它國家有如此多的富豪入圍。那么，他們是如何賺錢的呢？答案是他們侵吞了一個崩潰的超級大國的大量財富。

　　在《今日美國》(USA Today)的文章中，有人提出這種擔心：“隨著全球經濟核心轉移至法治和制度較薄弱的國家，與政府的關系而非企業家技能，正在成為最快和最有效的致富途徑”。一個巨額財富的創造部分源自政治關系并向抵制競爭的人提供回報的資本主義制度，有可能產生社會和政治弊端，而沒有產生許多抵消弊端的益處。并非所有的資本主義都“生而平等”，那些支持市場經濟的人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