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柯學東、張玉云、潘勤毅

　　昨天上午，東莞市光大集團有限公司的財務人員走進東莞市地稅局松山湖稅務分局的辦公大樓，他們到此的目的是為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代繳相關的稅款。據本報記者了解，光大集團為布萊爾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稅為人民幣119.32萬元，營業稅為人民幣11.6萬元,總額高達130.92萬元。

　　據東莞市地稅局松山湖稅務分局的工作人員透露，布萊爾此次東莞3個小時之行，稅后總收入為33萬美元。加上130.92萬元人民幣(折合約17萬美元)的稅款，稅前收入剛好為50萬美元，與本報昨天的報道完全吻合。

　　至此，布萊爾在東莞的這場商業秀全部結束。

　　不過，據本報記者了解，東莞的演講只是布萊爾此次亞洲之行商業活動的一小部分。未來一周內，布萊爾除了以“中東四方會談特使”的身份訪問以色列外，他還將在北京、香港等地繼續“圈錢”。

　　從今年6月27日搬出唐寧街10號以來，布萊爾一直退而不休，在“圈錢”、慈善、和平事業等幾個方面全面出擊，除掙取了不少形象分外，還填滿了自己腰包。對此，

武漢大學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譚君久教授認為，西方領導人卸任后就是一介平民，權勢盡失，保留的只有政治和社會影響力，他們依靠個人影響力從事商業活動無可厚非。

　　在11月6日東莞《從偉大到卓越》的演講中，布萊爾曾幽默地說：“永遠不要像我一樣把日程安排得如此緊張。”

　　事實上，這位英國最年輕的前首相一周的中國之行的確非常匆忙。

　　11月5日，布萊爾乘坐私人噴氣式飛機抵達香港開始他的中國主題演講之旅。當天，他就應香港總商會之邀，在“與國際領袖布萊爾對談”晚宴上發表即席演講。據本報記者了解，由于布萊爾10年來未曾訪問過香港，在任首相時極富演說風采，因此卸任后對香港商界依然具有不錯的吸引力。據了解，11月5日的這場晚宴“對談”，吸引了450位商界巨子參加。

　　次日中午，布萊爾在香港參加了美林證券舉行的午餐會，同樣發表一場短暫的演講。午餐會結束后即趕赴東莞，參加為時3個小時的商業活動。隨后馬不停蹄地乘專機前往北京，參加美國《商業周刊》第11屆CEO年會。

　　《商業周刊》中文版一位編輯告訴本報記者，布萊爾此次中國主題演講之旅是由香港一家公司策劃的，除了在香港幾次演講外，在內地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參加《商業周刊》CEO年會。這一行程是兩個月前就安排好了的。布萊爾在東莞的商業活動雖然《商業周刊》也有參與，但有“加塞”之嫌。

　　據光大集團有關負責人向本報透露，他們一個月前獲知布萊爾要來中國，第一時間就與香港那家代理公司取得聯系，并在半個月時間內就商討好了布萊爾途經東莞“售樓”的活動。

　　“布萊爾這次亞洲訪問在中國北京、香港、東莞等地都有商業活動，我不能透露費用支付的情況，有些費用我的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要比他當首相一年的收入高得多。”一位參與布萊爾中國主題演講之旅的公關公司負責人這樣說。

　　頻頻“走穴”為還房貸

　　布萊爾這次“顧不上吃晚餐”般的走穴，實際上并不是偶爾的，除了要為自己的基金會籌款外，也有撈錢還債之嫌。

　　早在2005年1月，在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時，當時還是英國首相的布萊爾和世界首富、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坐在一起，他就感慨：“這讓我想起，我在早些年選擇的是多么糟糕的職業啊！”

　　相對于比爾·蓋茨，布萊爾有理由“相形見絀”，他在英國首相任上的年收入只有18.4萬英鎊(36.8萬美元)。但由于經營房地產不善，至卸任時布萊爾成了個每月都要繳納按揭款的“房奴”。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布萊爾和夫人切麗過去3年“炒房”始終和霉運相連，損失不小。

　　2004年9月，布萊爾夫婦在倫敦市中心康納特廣場靠近海德公園和牛津大街的地方買下了一幢價值365萬英鎊的豪宅，布萊爾希望先將這套房子出租出去，拿租金來抵償貸款。但直到7個月后，布萊爾的新房才找到一名房客，而且對方同意支付的房租卻遠比布萊爾夫婦期望的每月14000英鎊低，只有每月8000英鎊。更令人沮喪的是，2006年9月，布萊爾被告知，房客準備在6個禮拜之內退租。

　　這樣，到離任前，布萊爾面臨兩個選擇：要么繼續尋找一名新房客，要么趕快將房子賣掉。然而，如果那個時候賣掉，由于

房價跌落和中介費等原因，布萊爾夫婦的損失將高達67.5萬英鎊。據了解，布萊爾的房子目前已“縮水”100萬英鎊，而他平均每個月要還房貸高達16000英鎊。

　　除了這套別墅外，布萊爾夫婦還在倫敦擁有多處豪宅，身背銀行按揭款共500萬英鎊。

　[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