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2日，上海戰(zhàn)役正式開始。27日晚完全占領(lǐng)上海。這是解放上海戰(zhàn)役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士沖過上海市蘇州河上的船板廠，迂回到敵后殲敵（資料照片） 新華社 圖     ⊙張黎

　　我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一輩子不知

理財為何物。并非我笨，實在是我的經(jīng)歷使然。和大多數(shù)同代人一樣，我生長在貧瘠閉塞的農(nóng)村，難得有錢，也極少用錢。過日子所需的衣食用具都是自家產(chǎn)的，甚至敲石取火，連火柴也不買。敲石能取火，你信不？山東農(nóng)村，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都會這絕活。難得有錢、用錢，自然也就無財可理了。

　　敵人想錢，我們不想錢，我們勝了

　　青少年時期我當了八路。其實就是一幫被鬼子的燒殺搶掠“逼上梁山”，放下鋤頭拿起刀槍的老實巴交的農(nóng)民。我們用 “小米加步槍”和訓練有素、裝備精良有著飛機大炮的中外敵人拼殺，看起來很像是“雞蛋撞石頭”，但雞蛋最終卻撞碎了石頭——日本鬼子、國民黨甚至后來的美國佬，都被我們這“雞蛋”撞得頭破血流，你說怪不怪？

　　我想，其中奧妙和“錢”有關(guān)：敵人想錢，搶財物，甚至為此殺人放火；而我們不想錢，還專打那些想錢而殘害老百姓的鬼子、國民黨，老百姓當然支持我們。于是，老百姓的眼睛成了我們的眼睛，老百姓的耳朵成了我們的耳朵。我們是千里眼、順風耳；敵人是瞎子、聾子，能不敗嗎？

　　老百姓拼著性命支持我們掩護我們，多少戰(zhàn)友視死如歸，無數(shù)悲壯慘烈的往事像濺著火花的烙鐵，在我的頭腦里烙上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人不能想錢，想錢的都是漢奸王八蛋！

　　我第一次聽到“股份公司”、“股票”這些詞，是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陳老總（陳毅）在丹陽給我們即將進入上海的同志做報告。他批評一個同志，以1941年入伍為理由，寫報告給上級，抱怨給他的職務(wù)太低（當時接收上海有軍代表和聯(lián)絡(luò)員兩級職務(wù)，他是聯(lián)絡(luò)員）。陳老總激憤地說：“共產(chǎn)黨不是股份公司，你1941年的‘股票’算啥子！井岡山的騾子現(xiàn)在還馱炮呢！”我朦朦朧朧地意識到“股份公司”、“股票”都不是什么好東西。

　　“抱怨職務(wù)低”本來是件小事，遭陳老總?cè)绱顺庳煟�是因為他“撞在槍口上”了。陳老總是傳達剛開過不久的七屆二中全會，全會決議“黨的工作重心，要從農(nóng)村轉(zhuǎn)入城市”；而城市是剝削階級享樂的地方，最容易感染享樂思想，據(jù)說李自成、洪秀全都是這么失敗的。二中全會特別強調(diào)要防止黨內(nèi)以功臣自居、貪圖享樂情緒的滋長；以資格老為理由抱怨職務(wù)低，就成了以功臣自居的典型！

　　二中全會告誡全黨“務(wù)必繼續(xù)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其實就是要我們繼續(xù)保持不愛錢的觀念，因為愛錢就是為了享受。陳老總列舉了上海灘紙醉金迷的腐朽享樂生活之后說：“上海有七百萬人口，而我們進入上海的同志與之相比是少之又少，可以說我們是處在資產(chǎn)階級的汪洋大海中。究竟是我們改造上海，還是被上海的資產(chǎn)階級改造，同志們可要警惕呀！”所以，在進入上海之前我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用我們不愛錢的思想來改造上海資產(chǎn)階級愛錢、講錢的觀念”。

　　用“不愛錢”的思想改造大上海

　　說也奇怪，當我們這些土包子涌進城后，上海發(fā)生了巨變：地痞流氓、販毒吸毒、賣淫嫖娼、搶劫盜竊等等一切壞人壞事，都聞風喪膽，消失殆盡；連歷屆政府都怕他三分的幫會頭子黃金榮，也嚇得忙不迭地認罪，拿著掃把掃街，以示他要棄惡從善。

　　他們之所以怕我們，就是因為我們不想錢，從官到兵，大家都不想錢。（當時）政府部門包括改稱公安局的原警察局以及國營大企業(yè)的領(lǐng)導人，多數(shù)是像我這樣的土包子。上海周邊的縣，也是由我的家鄉(xiāng)——膠東老根據(jù)地搭配的領(lǐng)導班子，如奉賢縣的領(lǐng)導干部是來自蓬萊縣，青浦是來自黃縣，昆山來自海陽縣……這些人有個共同特點：土得掉渣，但不愛錢，不想錢，不要錢。

　　一個在火車站控制三百多個小偷的幫會頭子，被捕后告訴我（那時我是鐵路公安，見下圖），他和國民黨的警察“都是好朋友”，意思是也要和我交朋友。他拍著胸脯說：“你把兄弟我（其實他年齡比我大一倍）放了，鈔票、金條盡你要，今后你們在火車站丟了東西找我！”他的話使我明白：國民黨警察愛錢，所以官匪勾結(jié)，難怪小偷橫行肆無忌憚！

　　我們的“不想錢”和三年前從鬼子手里接收上海的國民黨官員大量搜刮形成了鮮明對照。上海人民因而對我們十分好感，使我們耳聰目明，壞人壞事無處遁形。50年代的上海，居民夏天怕熱，開著門睡覺，真?zhèn)�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這更使我相信：不想錢的思想不僅能打敗敵人，也能治理好大上海。

　　可現(xiàn)在竟有人說，我們這些土八路進了上海都被資產(chǎn)階級生活所征服，如香港文學藝術(shù)出版社出版的《×××傳奇》（作者施為鑒），該書41頁有這么一段話：“事實上，從北方農(nóng)村（主要來自山東）進了上海的共產(chǎn)黨干部，無不被上海十里洋場的繁華和奢靡所征服”。

　　撇開七屆二中全會的告誡不談，其實來自窮鄉(xiāng)僻壤的我們，根本接受不了上海的繁華和奢靡。我們向往的是“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最好的享受莫過于“吃餃子”，以為“蔣介石天天吃餃子”。對上海人的打扮也看不順眼，還編了順口溜嘲諷穿短袖衫長絲襪、燙發(fā)抹口紅的婦女：“撈魚的胳膊過河的腿，綿羊尾巴猴屁股嘴”。對上海的的繁華和奢靡我們不是羨慕，而是反感甚至敵視，認為“這是剝削階級揮霍勞動人民的血汗，一定要改造”。

　　雖說我們不是決策的高干，但能搖旗吶喊，影響決策。也許決策的高干也和我們想法差不離吧，這不，上級出臺的決策都很符合我們的想法，如當時提出“要把消費的上海改造成生產(chǎn)的上海”，于是，“跑馬廳”成了“人民廣場”，“逸園跑狗場”成了“文化廣場”，夜總會、舞廳之類或改頭換面或銷聲匿跡；股票、證券大樓的取消，還成了當時的重大新聞，上了報紙的頭版頭條。我認為那是“破獲了一個洋式賭博大集團”。更重要的改造是：把資本家的工廠、商店全歸公，把市場經(jīng)濟變成計劃經(jīng)濟。社會風尚大變，人們五彩繽紛的穿著，變成“藍色的海洋”；秧歌舞、腰鼓舞取代了交際舞；軟綿綿的流行歌曲也被激昂粗獷的《翻身道情》、《咱們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所取代。人們的觀念不同了：窮人光榮，苦大仇深最好，富人都是吸血鬼……在我看來，“不愛錢、不講錢”的觀念已經(jīng)深入人心——我們終于改造了上海，而沒有被上海所改造。

　　“改革”就是改變我們那“不愛錢”的觀念

　　如此造成的后果是：奢靡沒有了，繁華也日漸衰落。但我們認為，這才是“生產(chǎn)的上海”、“勞動人民的上海”。我們的“不愛錢”的觀念必將創(chuàng)造更大奇跡——生產(chǎn)將超過英國、趕上美國，人民將過上最幸福的生活。然而，后來的事實卻相反：別說英國美國，處在“水深火熱中”的香港、臺灣同胞，人均產(chǎn)值竟是我們的十幾倍，冰箱、空調(diào)、電視、洗衣機……家用電器應(yīng)有盡有，而我們呢，家里有個“紅燈”收音機就算不錯了。

　　何止是物質(zhì)匱乏，精神方面也很糟——因為“不愛錢、不講錢”，所以“不能用物質(zhì)利益腐蝕勞動人民”，只能講政治思想、講階級斗爭。于是這個運動那個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不知折騰了多少好人，毀壞了多少文化，造成了多少悲劇。“革命”搞得人人自危，連我自已也成了反革命、走資派，關(guān)進了牛棚……“不愛錢”的思想之花竟結(jié)出如此惡果，這是我始料不及的。

　　幸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其實就是改變我們那“不愛錢”的觀念，明確提出“要堅持物質(zhì)利益的原則，不搞政治掛帥”。深圳有句名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一位經(jīng)濟學家更直言不諱地說：“錢是社會里的一個獎?wù)拢�你能多賺錢，說明你為社會多作貢獻，不應(yīng)回避錢，把它看成壞東西”。所謂“改革”，實際就是把我們當初在“不愛錢”的觀念主導下改造掉的一切“恢復”過來。比如：“恢復”了市場經(jīng)濟，資本家又以民營企業(yè)家的名義出現(xiàn)了，股份公司、股票、夜總會、舞廳應(yīng)有盡有，賽馬、賽狗雖未恢復，但有了彩票、賽車……

　　自從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不愛錢、不講錢”的觀念后，上海簡直像脫韁之馬向繁華疾馳。幾十年來作為上海標志的第一高樓國際飯店，早已淹沒在成百上千的更高的樓群之中，天上的輕軌、高架、越江大橋，地下的地鐵、過江隧道，拓寬的馬路和冒出來的數(shù)不勝數(shù)的公司、大賣場……弄得我這老上海出門不認路了。更重要的是人們生活的變化，雖說窮富差別大了，但總體說來是好到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地步——不僅衣食無憂，電話、電腦、冰箱、彩電、空調(diào)、洗衣機幾乎家家都有，擁有私家轎車甚至幾套住房的也是稀松平常。

　　我奇怪：我們不愛錢，刻苦自已，想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為什么卻給人民帶來困難甚至災難？我們不追求享受，提倡艱苦奮斗，“高積累、高投入、低消費”，為了多產(chǎn)糧，提出“以糧為綱”，連小橋流水亭臺樓閣的風景點也除去花草種上莊稼，可糧食卻總是不夠吃，不得不定量分配憑票供應(yīng)。而現(xiàn)在，綠化和建筑占用了那么多耕地，許多地方還“退耕還林（湖）”，耕地面積銳減；且舉國上下吃喝成風，什么“生猛海鮮”、“四川火鍋”、“澳洲鮑魚”、“美國龍蝦”……大吃特吃，糧食反而越吃越多，食品越來越豐富？

　　未能實現(xiàn)的關(guān)于“平等”的烏托邦

　　商品經(jīng)濟下的市場使我有所感悟：各式各樣的商品任你取用，不用票證，只要錢；你只須發(fā)揮你的特長和聰明才智，做出并提供人們需要的產(chǎn)品或服務(wù)，通過市場取得錢，就能買到你所需的一切商品了。琳瑯滿目的商品正是反映了人們的聰明才智，也表明“錢”在發(fā)揮人們的聰明才智上的巨大作用。而我們的“不愛錢、不講錢”的觀念，束縛了人們的聰明才智，特別是束縛了上海人的聰明才智。比如，東方明珠電視塔，本是為電視發(fā)射由政府埋單的建筑物，卻搞成旅游風景點，使上百億的鈔票滾滾而來。我真佩服上海人的聰明才智（至今只有上海這么搞）。

　　我又想，事情的發(fā)展恐怕也有其必然性：因為中國革命是通過農(nóng)村包圍城市取得成功的，自然把我們這些土包子推上了城市的領(lǐng)導崗位。而敲石取火的經(jīng)歷，使我們易于接受“商品經(jīng)濟是唯利是圖，是掩蓋資本家的剝削，是要把牛奶雞蛋倒進海里……”，卻難以理解商品經(jīng)濟能極大地解放生產(chǎn)力，讓人們過上物質(zhì)、精神產(chǎn)品都極大豐富的現(xiàn)代化生活。

　　我愧疚、委屈，又有失落感，因為我原以為我們“不愛錢”的思想可以建立一個世界上最美好、最公平并真正平等的制度——不僅政治上平等，更要經(jīng)濟上平等——經(jīng)濟上不平等，政治上不會真正平等——工人能和掌控他“飯碗”的老板講平等？所以解放后我們消滅了資本家這一社會階層，宣布“工人有勞動的權(quán)利”，不再有失業(yè)，看病不要錢，并一再縮短工資的差距，當時許多工人都感動得流下眼淚。但二十多年的事實說明，這制度雖說公平卻未能促進生產(chǎn)，倒成了養(yǎng)懶漢的“大鍋飯、鐵飯碗”。更令我困惑的是，農(nóng)村消滅了地主之后，生產(chǎn)力明顯發(fā)展，而城市消滅了資本家卻使生產(chǎn)倒退。結(jié)果是三十年后又出現(xiàn)了大款、老板和打工仔、打工妹之分——人和人的真正平等還能不能實現(xiàn)？

　　錢，是人們喜愛的（也理應(yīng)喜愛），但人們并不喜歡“特別喜愛錢”的人。所以，“不愿招惹人們的反感”成了我至今仍然“不愛錢”的理由。

　　（作者系鐵路局離休人員）

　　敵人之所以怕我們，就是因為我們不想錢，從官到兵，大家都不想錢。（當時）政府部門及國營大企業(yè)的領(lǐng)導人，多數(shù)是像我這樣的土包子。這些人有個共同特點：土得掉渣，但不愛錢，不想錢，不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