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孫晨 楊鋒磊 熊學慧 王晶

　　這是一個“青黃不接”的群體，一方面因“稀缺”而被“重”用，另一方面又因社會地位不高而被人忽視。

　　“技工荒”就像一種嚴重的貧血，它讓國內制造企業失去了應有的色彩與活力。而這個痼疾之所以揮之不去，正是因為它的病灶——已經過時的教育培訓體系。

　　一線調查

　　四大經濟區域藍領“斷層”實錄

　　本報記者 楊鋒磊 熊學慧 王晶北京 廣東 江西報道

　　“70萬元年薪招一高級鉗工！”

　　有消息稱，因為長期招不到合適的技工，浙江一家企業不得不開出相當于高層管理者的大價錢，但最終“救火”的人選還是從國外請來的。

　　這不過是國內“技工荒”浪潮中的一個縮影。事實上，隨著技術工人需求的劇增，用工單位的焦慮正在不斷被放大，越來越多的企業難填技工缺口，國內的供應已經遠遠追不上需求。

　　在長三角和珠三角，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出過萬元月薪都不能招到高級技工。不久前，為找到一名“稱心如意”的

汽車維修工，杭州一平汽車銷售公司開出了“月薪上萬”的優厚條件，但前來應聘且符合條件的卻寥寥無幾。倒是有幾個剛畢業的本科生被吸引過來，但由于他們不懂修車，最后還是“悻悻”離去。

　　即使低技能崗位，在珠三角、環渤海地區也有很大缺口。

　　強烈的需求和供應的嚴重不足反映出中國藍領“青黃不接”已到相當嚴重程度——農民工正成為新一代藍領的主體，而傳統藍領“誕生”的搖籃(各種職業教育)正日益敗落。

　　藍領缺口越來越大

　　在廣東省勞動保障廳技工教育管理處處長葛國興眼里，電工、鉗工、車工、焊接、制冷工等都屬于“藍領”。葛說，在上世紀70年代末，這種有技術含量的工人在廣東也就幾千人。如今，(廣東省)技工缺口已經達到40萬人，單靠職業教育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需要。

　　數字顯示，2006年第二季度廣東省勞動力市場需求人數為186萬，求職人數120萬，分別比上季度減少3%和7%左右，其中，數控技術工和車、銑、刨、模具工等技術“藍領”明顯供不應求，數控技術工的缺口超過10萬人。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企業主分析說，隨著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企業對于技工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但是目前農民工群體中，技工所占比例太小。

　　用工環境和工作待遇不夠好也是造成珠三角地區用工短缺的主要原因。在廣東一家鞋廠打工的阿輝說，(他所在的)工廠出現過女工暈倒在工作臺的情況，工人們沒有勞保防護用具。“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時間工作會短命的。”阿輝說，雖然他已成為擁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但他并不打算再“進城”務工了，他已做好計劃在家鄉做一些小買賣。

　　據上海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調查，上海平均每位高級技工有7.33個崗位可供選擇，普通技工月薪3000元~6000元，高級技工月薪則達一兩萬元。據了解，發達國家高級技工占技工比例為20%~40%，而我國還不到4%，缺口上千萬人。

　　需求層次引導藍領分流

　　雖然阿輝的很多鄉親都到鄰近的

福建省務工，但閩東南地區企業所面臨的“用工荒”困境并不亞于珠三角地區且有向經濟、社會各層面蔓延之勢。

　　記者了解到，今年以來，福建本地以及外省入閩就業人員已達300多萬，當地就業壓力較大，但大量企業卻招不到所需要人員，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一位專家介紹說，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福建省眾多中小企業的經營模式、產業水平、管理方式幾年來仍無顯著改變，仍以勞動密集型、訂單式加工生產為主。這類企業，一般來說由于產品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不高，利潤率普遍較低，因此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爭得訂單和獲取利潤。因此，要求這類企業提高工人工資等各項待遇，實際上有相當難度。

　　而在長三角地區，工人的待遇及用人環境相對良好。張小平是從東莞跳到上海務工的江西籍模具工人，他的一些同學近兩年也不再到廣東工作，而是選擇了上海、江蘇等地的工廠。由于整體用工環境良好，外來務工人員流入量較大，整個長三角地區的勞動力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部分城市如南京、無錫、鹽城、常熟等地總體已經出現勞動力剩余。

　　中國新農門網經過一年的調查研究，于近日公布了《2006年中國農民工供需報告》。該網CEO肖克文介紹說，處于產業更新換代之中的長三角地區，目前主要表現為高級技工人才短缺。上海一用工單位說，年齡大的工人經驗豐富，但其從事的行業大多已經落后，再去學新知識有些勉為其難；年紀輕的工人接受能力強，但普遍作風比較浮躁，鉆研精神不夠；技工這個領域需要時間的積累，許多問題只有依靠經驗才能解決。

　　相對來說，到“環渤海灣經濟圈”一帶務工的普通勞工要比到上海的勞工幸運得多。由于環渤海區域近年來接受了大量產業轉移的企業，工人需求量大增，工人通常無須培訓便可直接上崗——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他們提供更多選擇。此外，“奧運經濟”這一超級引擎正在為環渤海灣經濟圈注入強大發展動力，伴隨奧運硬件建設而來的城市建設以及社會環境建設推動了該地區整體的用工需求。

　　珠三角與長三角的“民工荒”實質是“女工荒”與“技工荒”。“女工荒”表現為裁剪縫紉工、針紡人員和印染工的高度短缺；“技工荒”表現為技能類工種的緊缺。肖克文稱，這兩大經濟圈作為中國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帶，歷經20余年的經濟變革，已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轉向技能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這意味著兩大經濟圈的勞動力‘胃口’已經從純粹體力型勞動力需求轉向技能型勞動力需求。”

　　在此情況下，要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成為新一代的藍領階層，最主要的解決方法是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勞動者的技能培訓。然而目前的國內教育培訓體系并不令人滿意。

　　縱深

　　藍領培育凸顯教育體系缺陷

　　本報記者 熊學慧 孫晨北京 南昌報道 “現在的技校設施極為落后，與市場需求無法接軌。”北京市一家知名電子類技校負責人抱怨說，政府重視不夠、財政撥款不足，技校僅能維持生存，無暇顧及設施陳舊、教材過時等問題，無法培養出適應市場需求的藍領工人。

　　這位負責人說，他們學校共有2000多名學生，主管部門每年給技校的財政撥款只有一千多萬元，這些款項僅能勉強維持學校日常開支。目前，學校又遇到一個很現實的困難——企業根本不愿接收該校學生實習，這令校方極為頭疼。再這樣下去，就沒有人到他們學校就讀了。

　　“經費”難題

　　“技校師資嚴重匱乏，生源也流失嚴重。”重慶市江南職業學校校長劉世康在走訪了四川、貴州、云南等地后，對技校的現狀表示憂慮。

　　“我在貴州看到，有的技校里甚至已經沒有懂技術的教師了！學生交錢學不到東西，最后就拿到一張沒有用的證書。老百姓對技校很失望。”劉校長介紹，經費緊缺是師資匱乏的主要原因。由于存在制度障礙，學校也無法把經驗豐富的老工程師、高級技師引入校園。“政府撥款里沒有外聘教師的費用，學校拿不出錢請他們。”劉校長無奈地說。

　　對于急需改善教學條件的職業院校來說，“缺錢”是最重大的難題。在失去來自企業的經費后，江西航空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卞黎強也遇到同樣的難題。為加強職業人才的操作技能，學校需要購置辦學設備供學生實驗，但這些設備昂貴。

　　“在集團和教育部門都不提供經費的情況下，學校只能通過‘校企合作’的方式，在企業設立培訓基地。”卞對記者說。據介紹，江西航空職業技術學院隸屬江西洪都航空工業集團。在改制前只是為該集團做繼續教育方面的培訓，辦學費用也完全由集團承擔。學校被推向社會后，只能“自生自滅”。

　　體制“死結”

　　在現有的體制下，一些職業院校已向市場化方向轉身。“校企合作”的模式被認為是一種新的職業教育方向，多數學校已經與企業簽訂培養協議，并依賴市場生存。

　　江西航空職業技術學院已基本完成市場化轉變。“我們根據企業的需求，為工人定制多種培養方式，比如有軍人上崗班、等級工人班等。”卞黎強說，他們已經與集團人力資源部共同搭建了職工終身培養體系，并在沿海地區多家企業簽訂了“訂單培養”協議。

　　江西師范大學也在嘗試與企業合作，培養實用型高等專業人才。江西師范大學高等職業技術學院(以下簡稱師大職院)副院長袁訊青說，學校在嘗試“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人才培養制度，以培養更多實踐型人才。對“高校應更多培養藍領”的觀點，袁表示認同。

　　袁說，高校培養藍領工人的優勢很明顯。學校可以根據企業的實際需求進行“訂單培養”，所聘請的教師也要不拘一格，對學生則更注重實踐技能培養。“如果你獲得八級鉗工證書卻只有初中文化，我們照樣請你上講臺。”袁說，有技能、適應能力強的實踐型人才更受企業歡迎。

　　記者獲知，江西全省大多數職業技術院校均采用“訂單培養”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為企業定制專門領域的“藍領”工人。雖然“校企合作”正成為一種新的職業教育模式，但只有少數高等院校能接納這種教育模式，設置職業院校培養“藍領”。

　　有專家認為，高校不愿向“藍領”教育低頭是因為“重點學校能得到更多的研究項目，也就意味著能拿到更多錢。”國家教育部并不主張高等教育“藍領化”。一些專家也擔心，“藍領化”以后高等教育會變成“壓縮餅干”。袁訊青認為，如果要變革，就要對整個教育體系進行改革。

　　南昌理工學院副院長周文波說，中國“藍領”教育要學習德國、加拿大等國家，建立相對完善的職教體系。學校應實行“按需培養”的終身教育方式，想學一技之長者隨時可以到大學深造。比如，在人才培養模式上，根據行業、企業和職業崗位對人才的要求，重新開發、設計課程設置，整合教學內容，增強人才培養的適應性與針對性。

　　透視

　　新老藍領在工業變遷中“更迭”

　　本報記者 熊學慧 王晶東莞、南昌報道 因機床檢修，龔仲斌難得有半天時間穿上“白領”休息一下。龔是江西洪都航空工業集團機械加工分廠的銑工，年僅37歲，頭上“頂著”崗位能手、勞模等諸多“光環”。

　　與老一輩“勞苦工人”相比，新一代的“藍領”地位正發生著戲劇性變化。幾年前，“藍領”是臟、累、苦、窮的代名詞，現在卻成為香餑餑。不過，在“藍領”供不應求的背后，社會保障、合法權益等難題并沒有完全解開。

　　待遇更迭

　　在“用工荒”出現后，各地先后出臺相關政策，設法提高工人的待遇。“我現在的待遇相當于副處級干部了。”龔笑著說，他剛進廠時每月工資不到1000元，現在每月收入達1700多元，有時超過2000元，而單位的副處級干部月薪只有1200元。雖然社會地位沒有得到明顯提高，但像他這樣的“產業工人”確實在發生變化，不論是個人待遇還是工作環境。

　　龔仲斌關于藍領社會地位提高的說法在他“師傅的師傅”身上得到印證。楊連鑒是龔“師傅的師傅”，上世紀70年代初，楊從農村考進現在的工廠，成為一名“產業工人”。楊說，到工廠上班后，他就是正式的“國家編制”了，村里人很羨慕。對他來說，雖然每月工資才20多元，但“那個時代工人的地位很高，很受社會尊重，當上工人是一件很榮耀的事，不亞于考上大學”。

　　與楊連鑒最初當工人時的想法不同，龔仲斌成為一名“產業工人”之初，非但沒有“榮耀”感，反而認為自己“低人幾等”，龔是1992年參加工作的。

　　雖然待遇有所提高，龔現在又遇到新的問題。隨著工廠新材料、新工藝的不斷引進，他明顯感覺到工作起來“吃力”。龔說，如果不及時更新知識，他們這些“老師傅”們就可能被淘汰。“現在學不過年輕的工人，體力、記憶力都差了很多。”龔說，這對他是一個新的考驗。

　　身價急速提升

　　相對于老一輩“工人”，胡富成等新“藍領”的生存狀態似乎要好得多，企業需要他們這樣的“高技能人才”。胡在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一家企業任工程部主管，他的月薪由最初的800元漲到8000元。在模具行業磨礪了十多年后，其“衣領”已開始泛出“金”色光芒。

　　胡富成說，他“見證”了新型工業產業對“藍領”需求由低到高的過程。社會對藍領的需求由最初“民工大潮”時的“嚴重過剩”急劇演變為“嚴重短缺”，藍領的身價也隨之倍增。

　　廣東志高空調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培訓科科長彭仕平說，工廠以前對高層次人才“敬若上賓”，現在對普通的生產工人也是求“工”若渴。據了解，志高空調支付給一名高級技術人員的年薪少則十萬元，多則數十萬元不等。

　　藍領工人缺口還在加大。北京每年技術類工人的缺口超過30萬人，而廣東、上海等地的工廠對“藍領”的需求亦是有增無減。東莞智通模具職業培訓班的周經理說，廣東的模具工人缺口在40萬人左右，其中東莞缺口在5萬人左右，企業很難招聘到他們需要的人才。

　　與內地省份相比，沿海地區更為“看重”藍領。廣東省今年9月份對工人工資進行了第六資調整，增幅超過10%，機械類技術人員的薪金漲幅超過20%。深圳公布的2006年度勞動市場工資指導價位顯示，高級技師的月薪達到6000元，超過研究生，比其他正高級專業技術職稱者也高出700元。

　　胡認為，只要他學好現代化的操作技術，其身價就有可能增長十倍。不過，胡不認為自己地位也隨之提高了。胡的擔憂是，他們生活很不安穩，工作也沒有保障。龔仲斌也有同感，他不認為其社會地位會與他的工資增幅一樣有明顯的提高。雖然他先后獲得“五一勞動獎章”、“青年崗位能手”、“省勞模”等諸多榮譽。

　　“保障”困境

　　調查顯示，工作穩定性最受藍領關注。國企改制帶來的工人分流、農民工進城及大學生低價加劇了藍領的生存難度。接受調查的藍領中，約有28.5%的藍領將就業困難放在了第一位，選擇職業穩定性的占37.2%，認為目前“工作不穩定”的則占到總數的41.0%。“職業穩定”和“社保”是藍領工人首先考　慮的問題，其次才是“待遇”。

　　另有一個潛在的原因沒被外界注意到。據記者調查，多數接受采訪的人并不想到生產一線做“勞苦工人”。有家長認為，普通工人收入和社會地位都很低，而他們培養孩子的成本很高，小孩如果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就“不劃算”，也會被人看不起。一項調查表明，超過30%的藍領認為其社會地位有所下降，他們的工作不像公務員、商務人士那么體面。“你做得再好，終究還是‘工人’的身份。”

　　背景

　　農民工正成為新一代藍領

　　“招工難，招有技術的工人更難”，折射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勞動人口亟待提高自身素質這樣一個深層次的社會現象。

　　據統計，在中國8億農民中，2.5億為農民工，占農村總勞力的40%左右，達到中國工人總數的2/3以上。農民工已經占據了中國建筑業勞動力的90%、煤礦采掘業的80%、紡織服裝業的60%和城市一般服務業的50%。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6年1月在北京、上海、東莞等城市的調查顯示，80%以上的企業表示將擴大招用外來工的數量。工資長期徘徊在低水平的狀況去年開始發生明顯變化。2003年企業愿意付給新員工的工資是655元/月，2005年，這一數字上升到947元/月。

　　聲音

　　孫誠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技工短缺的深層原因是中國教育結構的失衡。目前，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發展不協調，突出的問題是高中階段教育中普通高中發展大大快于中等職教，普、職比差距太大。

　　與普教相比，政府財政對職業教育支持明顯不足。2004年，我國職業教育經費總投入為512.7億元，表面上比1994年增長了1.6倍，但其實這個數字遠低于教育總經費的增長速度。根據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聯合發布的數字，職業教育經費占全國總教育經費的比例從1994年的13.4%下降到2004年的7.1%。

　　蔣國華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授

　　從教育部門自身來說，整個教育體系中的教育功能定位和教育自身分類都不明晰。培養研究型人才與培養技術型人才混在一起。從管理體制來說，目前教育部、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和人事部都在管理職業教育，各部門對職業教育的管理思路各不相同，這樣的多頭管理導致職教的管理體制難以理順。

　　現在只有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是比較明確的，由政府來投入。而職業教育該由誰投入，目前并不明確。現在政府部門有人提出希望讓企業承擔職業教育。但是，哪家企業不是面臨市場經濟的重重壓力？讓他們辦職業教育，談何容易！

　　吳全全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堅決反對職業教育市場化。因為不論在中國還是外國，職業教育的對象大多是經濟不富裕的社會群體，在中國還涉及到農民工問題。如果把職業教育完全推向市場，辦教育者要贏利，誰來為不富裕甚至貧困的群體買單？

　　職業教育是公共事業，就應該由政府來買單。當然，在堅持職業教育公益性的基礎上，可以引進多元化的投資模式。發達國家對職教的管理都是出于一個基本認識：職業教育是完全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一個獨立的教育體系。而我們過去恰恰是忽視了這一點，套用普教模式來搞職教，教育政策、教育觀念都是在培養“學術精英”，而不是“高級技術人才”。

　　現在“產業立國”已經是中國發展戰略的一部分，要發展職業教育，首先要及時調整對職業教育的認識，要站在“獨立的教育體系”的高度重新看待職業教育。

　　其次，應盡快重新修訂職業教育法，并出臺相應的實施細則。我們考察時看到，德國是世界上職業教育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他們把職業教育的專門法規寫入國家最高級別的聯邦法案中，內容非常翔實，操作性很強。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自1996年施行至今已有十年，卻尚未出臺實施細則，法條中也多為概括性語言，很難進行實際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