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兩套房

　　《望東方周刊》記者盧波、高艷萍，實習生陳子雋 /北京、上海報道

　　“現在，連黑中介都知道，冒充業主要冒充國家機關的”

　　在都市中住下，租房客們最先要打交道的是他們的房東。

　　戴雨2002年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畢業，有三年租房經驗，在她的眼中，房東似乎也是模式化的。她概括的典型房東形象是：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每天在院子里下象棋，一般供職于國家機關或者大型國企。

　　讓戴雨疑惑的是，從學歷到工作單位，我一點不比他差啊，為什么我一居室也沒有，他卻有兩套房呢？

　　“后來劣勢”

　　“我愛我家”董事長劉田對記者說，北京、上海的房屋租賃市場都是在公房改革后形成的。在北京，一直到2005年之前，已購公房都是出租市場的主要房源。

　　已購公房成為出租房主力，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它們所處的地段好，位于市中心，方便租房族白天上班、晚上娛樂；二來，公改房業主中有兩套房子的，除了自住一般還能騰出一套出租。

　　“現在，連黑中介都知道，冒充業主要冒充國家機關的。”

　　兩套房子，有不同的來歷，有的是夫妻雙方都在原單位參加公房改革；有的是覺得公房太小，自己花錢買了新商品房住；有的是祖上的四合院拆遷分到新房子。

　　“總而言之，在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最初兩年，不管在北京、上海，買套房子并不是特別吃力的事兒。”這就是今天的房東們具有的“先發優勢”。

　　很多人選擇長期租房，一是房價太高，二是，能買得起的新建商品房地段上都不如公改房好，買了房，住得舒服，上班就不方便了。可以說，在居住這個問題上，最關鍵的是交通和時間因素，后來者的劣勢很難找補回來。

　　三個安徽人

　　安徽對于林紅來說，只是一個遙遠的祖籍了，她的爺爺奶奶是安徽人，父母親出生在上海，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老師，現在一家人住在盧灣區馬當路的一棟高層公寓里。家里早早用她的名字在靜安區靠蘇州河邊上買了100多平米、價值80多萬塊的房子。

　　林紅說，雖然房產證上面寫的是她名字，但她是那種傀儡性質的，完全爸媽做主的。那時候她剛剛從上外畢業，什么都不懂呢。這個可愛的短發上海女孩，皮膚白皙，妝化得精致無痕，右手無名指上閃著晶瑩的鉆石戒指。無論是口音還是打扮，都已經無法和安徽聯系起來。

　　王凌從安徽來到上海不過6年時間，至今鄉音未改。她是個普普通通的女人，只有中學文化，可能小時候患了小兒麻痹，一條腿有些殘疾，這些沒有阻止她創造一個普通工薪階層能夠創造的最驚人奇跡：6年里她在上海買了6套房，賣了3套，至今住著1套，出租兩套。

　　她這個奇跡的起因純屬意外，在安徽中國電信做接線員的王凌，看過小說《上海的早晨》，對那種生活非常向往，就在兒子5歲的時候，帶兒子到上海音樂學院學鋼琴，一次課200多塊，一個月將近1000塊，加上路費要1800塊，跑來跑去錢都花光了，后來想想就過來住吧。當時亞洲金融危機剛過，很多房子包括一些外銷房都空著。國家鼓勵大家買房子，1998年上海有個政策，買房子可以辦藍印戶口，王凌當時想買個房子還帶戶口這多好，把孩子戶口辦過來，享受教育資源嘛。

　　剛在九亭買房的時候，那里還很荒涼，交通也不方便。一年后，房子像雨后春筍一樣都出來了。房價天天看漲，蓋出一層樓一個價。王凌夫婦就在2000年夏天把股市里的錢全撤出來，買成房子，投入總共25萬。6年內，除了本錢增加了三倍，而且這幾年在上海的花銷，兒子的教育經費都來自于房子的租金。而王凌認為最關鍵的是，上海學校根據住房所在地招生，他們在徐匯買了房子后，孩子就可以在徐匯中學上學了。

　　余曦身形魁梧，看起來不像安徽人，倒像山東大漢。早在10年前，他就知道復印《中國證券報》上的股市信息賣給股民，掙了好幾萬塊錢，應該算是頭腦和社會經驗都不欠缺的人，但他融入上海之旅，似乎并不順利。

　　到上海5年，余曦一直租房，搬了4次家，從浦東陸家嘴一路向東，2006年元旦剛搬到寶山區，住在吳淞口長江邊，離地鐵一號線的終點站，乘公交還有十幾站左右的距離。余曦說，那些越來越遠離上海中心和難以融入主流的人，關鍵在于喪失了趕在2003年前買房的機遇，余曦用他的安徽口音無比惋惜地總結說，現在看來，世紀之交正是資源資本化的關鍵時刻，以這個時間點為界限，先來后到就是個大問題，誰在那個時候把資源變現，誰就是成功人士。就好比鄭和如果先到了美洲，就該我們給盎格魯-薩克遜人發綠卡、辦簽證了。

　　“而那幾年，就是老百姓，也有機會的。”

　　“七十二家房客”舊夢重溫

　　真正掌握機會的，是那些沒有失去市場經濟記憶的人。

　　一個晴朗的傍晚，50出頭的“老上海”賈新廷在自己辦公室的陽臺上，對記者講起他的道理來：“中國的老百姓，對未來的考慮，以前是靠兒靠女，現在知道只有一個孩子，兒女不一定靠得上。就認為自己老了，有一個穩定的收入最好，什么最穩定呢，把房產租出去是最穩定。”

　　“靠退休金？老百姓的日常開銷國家也是給你的，但是有個三長兩短的，就顯得有點困難。老百姓的想法就是做個小房東。外國也是這樣，香港的老太，自己住一個，另一個每月收租，電影里面《七十二家房客》，多厲害 ！”

　　老賈有些記混了，《七十二家房客》講的其實是老上海的故事。如果你留心，仍然能夠在上海街頭看到像賈先生這樣的“老上海”，他們一頭銀發一絲不茍，總穿著在年輕人看來只有歐洲人才適合的暗格西服，甚至還打領結。與他們的裝扮和西化飲食習慣相比，更值得年輕人學習的是他們的經濟頭腦和商業嗅覺，他們對市場經濟的記憶一經喚醒就顯得游刃有余。

　　老賈躺在陽臺躺椅上，遙望小河對面的家，那是他的第一套房。老賈謙虛地說，“老婆說買房就買房嘛，一個偶然的機會就去買房子了，后來看到房子漲價了就很開心，我們2000年買的，不是考慮漲價，也沒考慮賺錢。就是覺得自己有經濟實力就買一套，不用外面租辦公房了，也不是要搞房產，沒有這種前衛的想法。”

　　老賈的刻意低調和含糊其辭，都不能抹殺這樣一個事實：他2000年入市的50多萬，到2006年已經變成三套房，一套四房自己住，一套三房自己公司辦公，還有一套300平米的商務寫字間出租，每月兩萬元的租金收入。

　　他給上海人總結的兩大夢想是：“一個像模像樣的房子，一個自己的小公司。”老賈說，我們跟外地來上海打拼的人不能比，他們動不動身家幾個億。我這是典型的上海人的想法：有個住房，有個依靠，也有個平平安安的生活節奏。

　　地利不如天時

　　老賈不愿意跟他們比的“外地來上海打拼的人”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記者在一家駐滬香港地產顧問公司見到了他們的中國區董事陳浩民。

　　陳浩民的上海口音無可挑剔，領帶花色保守而得體，除了比板寸還短的頭發，再沒什么能讓人看出他不是上海人。實際上他是個地道的香港仔，到上海8年，用他的話講，“去香港是自由行，到上海是回家來。”他一邊給客人準備功夫茶，一邊介紹這套茶具的由來。

　　坐的時間一長，還是能發現不同：他臉上總有自然的微笑，他能每周騰出一天時間打球。這些和侍弄功夫茶一樣，是能夠在上海灘應付裕如的表現。“我租房住在虹橋，因為我喜歡打球，旁邊有個

　　租房自住的同時，陳浩民還在2005年底買了天山路一個樓盤，開盤是8000到9000元/平方米，今年是11000到13000元/平方米，漲了18%，但是“賣了還不夠繳稅。”據他說，租一套喜歡的房子自己住，買幾套升值空間大的房子做投資，是上海外籍人士的慣例，他的很多朋友都這么做，都賺了。

　　他的這一套投資理論在博客上發表后，成為廣受網友追捧的理論。他經常引用的李嘉誠名言“見血的時候要出手”在上海投資客中間廣為流傳。

　　陳浩民說，“現在是滿地鮮血的時候，今年準備買一些房子，正在看，我看好新地鐵沿線。”

　　真正能夠跟得上這種“國際慣例”的人不多。進入市場經濟的時間有長有短，收入水平相去懸殊，這是一場注定無法“公平”的競爭。

　　上海某高校的趙曉申教授深有體會，“去年我去高麗大學，那個位置相當于復旦在上海的位置，交通等設施還是比較繁華的。一套房子也就100多萬人民幣，和我們差不多；但是他們人均收入要比我們高很多。首爾平均收入2000美金，上海人均2000塊人民幣吧。”

　　趙曉申說，從房價跟收入之比來看，中國的房子可能還是作為消費品比較好。只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完全防范別處的風吹動本地的草。

　　“我愛我家”公司市場研究中心也監測到，自從北京2004年取消外國人定點居住的規定后，外資購房成為北京房產市場的強勁拉動力。“我愛我家”市場研究中心租房的監測報告說，2005年是北京租房房源結構變化的轉折點，從這一年開始，商品房房源開始超過公改房，成為出租房的主要提供者，這意味著投資型房東逐漸取代養老型房東，外地投資者開始取代本地房主。

　　劉田說，從這個變化看，“國六條”實施細則強調限制投資型、投機性房地產，是相當敏銳的。他認為，2005年這個分水嶺代表了一種趨勢，但是“國六條”細則出臺，投資型出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