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財富人生

　　本報記者 李 磊

　　上海報道

　　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巴菲特就干起了資金調撥的活兒：十一歲那年，把父親給他買糖果的錢投進了股票市場。六十多年來他干得不賴，現在已是星球第二富，擁有440多億美金

資產。

　　美國東部時間6月26日，76歲的老頭巴菲特在無數鎂光燈下，開始了又一次巨量級的資金調撥，總額是370億美元——這個數額相當于他所有財富的85%。

　　這次行動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因為被注資機構不再是可口可樂式利潤豐厚的公司或將帶來巨額收益的潛力公司，而是一家以改善全球健康和教育狀況為宗旨的人類改良組織——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一個擁有280億美金資金的全球最大慈善組織。

　　而基金會的掌管者并不尋常——比爾·蓋茨不僅是世界首富，更是巴菲特的密友。巴菲特對蓋茨是如此信任，以至于他將捐贈的條件之一擬定為——“蓋茨夫婦中必須至少有一人活著，并且對基金會有決策能力。”

　　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富有的兩個人聯手打造了擁有660億美金的全球最大慈善組織，而巴菲特也超越蓋茨，成為世界首善，輿論也開始把他與全球發展問題專家杰弗里·薩克斯、基金會創始人蓋茨并稱為“人類發展三劍客”。

　　史上最偉大的“單次資金調撥”

　　新聞發布會上，巴菲特表示將1000萬股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B類股票(NYSE:BRK-B)捐贈給蓋茨基金會，具體方式是每年實施5%；同時，他還給以其亡妻、孩子名義設立的4家基金會分別捐贈100萬和35萬股股票。

　　公開資料顯示，蓋茨基金會的主攻方向有二：首先是大投入研究艾滋病、瘧疾、肺結核、癌癥等肆虐人類最貧困地區的頑疾的治療途徑，預防層面則以非洲和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為重點；其次是投資教育，開創包括金融手段在內的面向低收入人群的教育系統新局面。

　　在《慈善編年史》(Philantrophy Chronicole)雜志總編Stacy Palmer的記憶里，這是美國歷史上數額最大一筆善款，即便扣除通貨膨脹等貨幣因素，仍高于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她還強調，“很可能也是人類迄今的文明史里，最偉大的一次資金調撥”。

　　其實，巴菲特上世紀末就提出將捐贈其絕大多數個人資產，但此后一直沒有進一步舉措，為此甚至受到了社會、媒體各方面的持續壓力。

　　也難怪公眾不理解，一般情況下，巴菲特決心下定后總是行為果敢，想想他投資內布拉斯加家具商城的案例——他走進以B夫人著稱的羅絲·布拉姆金的商店并直接表達了收購意愿，得到報價后不久，便捏著一張6000萬美元的支票回來了。

　　回首這一時間段里的思維過程，巴菲特說“慈善是我確信無疑的應當，但和投資活動一樣，光有良好的意愿是遠遠不夠的，我一直擔心的是如何才能讓捐款發揮最大作用”。

　　《沃倫·巴菲特傳》的作者詹姆斯·奧洛克林判斷，巴菲特一直在尋找一個于能力、品格和熱情三方面都可匹配這筆資金的杰出人物。“他一直認為，什么也比不上真正杰出人物的作用。”

　　頂級富豪的心靈互動

　　經歷了近二十年的交往，巴菲特確信，比爾·蓋茨就是他心目中的那個“杰出人物”，蓋茨的基金會就是那筆錢的“The One”。

　　這是有著豐富歷史內涵的二十年：第一次伊拉克戰爭、互聯網科技的洶涌、全球加速整合、波斯納法官主持的反壟斷訴訟、總統競選的計票風波、讓巴菲特損失慘重的全球變暖和9·11。然而，就是在這一系列事件里，巴菲特發現蓋茨與他分享相同的價值觀，人格正直，對慈善事業由衷熱愛。

　　他唯一心存疑慮的是，蓋茨管理著地球上為數不多的比伯克希爾·哈撒韋更龐大的企業帝國，而基金會的夢想又是如此超級雄心，分身乏術會否影響到基金會的管理質量。

　　巴菲特并不知道，盡管蓋茨家族對慈善的智力和精力投入遠較他來得多，但蓋茨的財富觀和慈善觀很大程度上深受他的啟蒙。那是1986年9月29日，《財富》發表了巴菲特的《你應該把所有財富都留給孩子嗎》。

　　這篇觀點文章極大地震撼了時年30歲的商界青年才俊蓋茨，從此他開始深入地思考財富創造與社會改良等一系列問題。多年以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主動提及這個閱讀經歷，“我開始意識到，把所有東西都抓在手里也許是個錯誤。”

　　而隨著微軟帝國火箭般地竄升，他們在各種公開、私下場合見面，表現出不同一般的友誼。蓋茨把巴菲特看成“人生中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而巴菲特也非常欣賞蓋茨的才華與人品。

　　1993年4月，當蓋茨與梅琳達結婚旅行時，他特地把未婚妻帶到奧哈馬(哈撒韋公司總部所在地)，去當地一家巴菲特控股的珠寶店里挑選結婚戒指。當梅琳達下飛機時，才發現第一站原來不是美麗西海岸，而是土得掉渣的俄亥俄平原。

　　在此之后，巴菲特和蓋茨，地球上最富裕的兩個人，成為了密友。他們友誼里的交流話題，生意經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對國際問題、社會問題和慈善話題的討論時常激烈展開。

　　在《財富》的一次活動中，當被問及是否談論過慈善方面的問題時，巴菲特的答案是“顯然”，蓋茨的回答是“絕對”。

　　但對巴菲特來說，花錢似乎比掙錢更具難度。巴菲特發現，“慈善事業在很多方面都像做生意，僅僅走進這個領域是遠遠不夠的，你需要學習一些其中的特性。”

　　“我做不到他做的那些事情。因為我知道我不善于做慈善事業，所以我不能從中得到任何快樂，但同時我又想看到的是聰明地花錢。蓋茨和我分享了很多他的體會。”

　　顯然，比爾·蓋茨夫婦在這方面積累了廣泛的經驗。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在2000年成立后，目前資產超過270億美元，每年捐助至少10億美元。這個富可敵國的慈善組織已經透明地運作了6年，有著自己的董事會，取得了國際性的成就，表現出了比多數跨政府組織強勁得多的效率。

　　進入21世紀后，巴菲特開始考慮，也許把錢給蓋茨基金會是一個不錯的做法。在此次捐贈的聲明中，巴菲特表示，“對于基金會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我表示贊賞，我希望通過捐助的方式幫助拓展該基金會的能力。”

　　于是，當這場發布會十天前的那場發布會——蓋茨宣布將在未來兩年逐步脫身微軟的管理工作，并轉而把注意力聚焦到慈善事業——舉行時，巴菲特最后的保留煙消云散。完成捐贈之后，他也成為了蓋茨基金會的第三位董事。當然，很難說兩位頂級富豪之間沒有事先的默契。

　　“羅爾斯正義”實踐者

　　巴菲特和蓋茨上一次攜手出擊還是五年前的那場“反取消運動”，針對的是共和黨布什到2011年逐步減低遺產稅至零的法案。當時，包括索羅斯、洛克菲勒在內的共120位美國巨富在《紐約時報》上聯名刊登檄文，被美國知識界稱為“來自資本主義塔頂的吶喊”。

　　學者資中筠表示，這120位富豪其實是取消遺產稅的最直接、最大受益者，但他們并沒有選擇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諾齊克為“思想教主”，而是信仰了《正義論》作者、

　　聲明里蓋茨文筆慷慨，“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千萬和億萬富翁的孩子不勞而獲，形成沒有社會價值的貴族階層……最終傷害到窮人家庭”。而巴菲特最終沒有在檄文上簽字，因為他覺得聲明的批判深度還不夠。

　　隨后一次公司大會上接受股東的就此提問時，巴菲特表示，那種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他心中的公平觀念，也傷害了美國的立國根基。據了解，巴菲特三個子女都是年近不惑，但無一不是自食其力。

　　在巴菲特、蓋茨等“資本主義塔頂”人士的身體力行影響下，“羅爾斯”式公平的正義觀念積累起越發顯著的影響力。哈撒韋的大多數股東，都大規模介入慈善。

　　比如，早期合伙人內布拉斯加州人唐納德和米爾德里德·奧塞梅去世時，留下了6500萬美元的遺產，全部捐獻給了慈善機構。其中給內布拉斯加·林肯大學的1000萬美元，是該平民大學歷史上收到的最大一筆捐贈。

　　對于這個漸成社會運動的潮流，長期在中國編排“富豪慈善榜”的胡潤表示，美國富豪們自愿的“集體性選擇”，對國內的企業家不乏啟迪意義。“很多富裕階層人士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他們現在賺到的錢也是幾輩子花不完了，但的確有和巴菲特最初一樣的疑惑，就是怎么正確地做正確的事。”

　　胡表示，國內的慈善理念還是“幫困式的慈善”，而像蓋茨基金會這樣的，慈善資本主義或者說社會企業家的概念，既高效率又財務上可持續，的確需要理念和實踐上的輔助。

　　胡同時舉丁磊和黃光裕等企業家為例，表示中國的民營企業多數尚處擴張期，并沒有到穩定階段，企業目前的公益性和社會責任履行，首要還是應該表現在做大做強上，以此創造更多的稅收和就業機會。

　　“巴菲特的捐贈是一種自愿狀態下的道德選擇，一種有強大智慧支撐的道德選擇，可謂行動標桿。但無論如何，這不合適被解讀成中國企業家目前行為的必然標準。”

　　(本報記者左志堅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