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炒房團迫于壓力 最終決定拋盤

    文/陳賢鋒

　　4月1日，溫州人朱家良(化名)向公司請了一天的假，和妹妹朱家香從溫州坐火車趕到了上海。

　　一個多月之前，朱家良也是和妹妹坐同一班火車到上海。

　　但兩次到上海的目的卻完全不同：前一次是為“公司”在上海買房子，而這次到上海，朱家良兄妹的肩上擔負的使命是：把“公司”在上海購買的34套房子拋售出去。

　　自己就像是被洗了腦

　　朱家良所說的“公司”其實并不是一家真正的公司，既沒有在工商注冊，也沒有辦公地點。它只是一個由朱家良一些親戚朋友合資組成的炒房團體。朱家良是這個炒房團的“帶頭大哥”。炒房團的日常事務由朱家良主持，包括每周一次的例會、收益分成、追加投資等。

　　朱家良的這個炒房團由28戶家庭組成，每個家庭派出一個代表，作為炒房團的“股東”。

　　這個炒房團的誕生非常偶然。

　　2001年3月，朱家良到上海出差，在火車上碰到一個溫州同鄉。那個溫州同鄉很能侃，跟朱家良從家庭聊到工作，最后談到了炒房。

　　現在回憶起來，朱家良覺得，在那接近十個小時的旅途里，自己就像是被洗了腦似的，一種無法抑制住的炒房沖動一直在腦子里轉。

　　“像我這樣一個公司業務員，想一年賺十萬，工作就要非常辛苦，聽那個人說炒樓一年的收入遠不止這個數。”朱家良到了上海就給在溫州的妻子打電話，說了炒樓的想法。

　　沒過幾天，朱家良買下了在上海的第一套房子——位于中山公園附近的圣約翰名邸，當時的價格是每平方米6500元左右。朱家良告訴記者，當時溫州市中心一些高檔樓盤的價格肯定要超過6500元，他覺得上海房地產的空間非常大。

　　組建炒房團

　　朱家良在上海買了房子的消息一下子在親戚朋友中傳開了。這些親戚朋友都紛紛向他來打探消息。

　　這個時候，朱家良手上所剩的錢已經不多，不夠繼續投資房產。因此他向親戚朋友提議合資炒房：“在溫州，這樣合資辦公司的情況非常普遍，缺錢的時候自然就想到用這樣的方式，我在上海有買房子的經歷，大家的手上有錢，合作很順利。”

　　最初，炒房團的資金是1400萬元。朱家良介紹，炒房團每兩個月就會結算一次，大部分利潤分給投資人，小部分留在“公司”。如果發現好的房子，再籌集資金。當初的資金賺了多少錢已經很難算出來，“如果按1400萬本金算的話，現在肯定超過5000萬了。”朱家良說。

　　炒樓團的每一輪運作，都會派幾個人先到上海看房。這些人在上海收集資料，并選擇幾個候選樓盤。回到溫州，炒房團馬上召開會議，由去上海看房的人講解候選樓盤，舉手表決購買意向。如果大多數同意，那么就匯集資金再赴上海一舉拿下。當然，房子最后出手也是通過舉手表決的。

　　炒房團的目標很明確，只炒上海的房子，盡管杭州、南京的房子漲得也不錯，但朱家良覺得，資金不能太分散了。

　　在上海，朱家良的炒房團幾乎是一切“通吃”：不僅炒期房、二手房，也炒樓花。“我們甚至還想去炒老洋房，但資金太少，炒不動，最后只好放棄”。而付款的方式，有時候是全款，也有的時候采用銀行貸款。

　　在朱家良的炒房名單上，包括世茂濱江花園、中遠兩灣城等著名樓盤。

　　五次“股東大會”

　　現在，朱家良他們的炒房團在上海還持有34套房子，主要集中在浦東世紀公園和長寧區中山公園附近。

　　“上海出了那么多政策，又加息又加稅，溫州到處都在傳上海房地產要跌。”朱家良告訴記者，自己還是看好上海樓市的，并不認為上海房價會跌，但炒房團里很多人都有點擔心，為此，3月底短短的一個星期里，炒房團已經召開了5次“股東大會”。

　　按照當初的約定，意見不同的時候，由“股東大會”投票表決。最終，決定派朱家良兄妹倆人到上海“刺探”情況，并盡可能把34套房子掛牌出售。

　　炒房團持有的房子大部分在浦東的世紀公園附近，其中有18套房子集中一個樓盤。

　　當初，朱家良他們把18套房子集中買在一個樓盤時有一個設想，就是可以自己炒作一把：把大部分房子掛一個比較高的價格，然后選一兩套掛稍微低一點的價格，這樣可以團體作戰，把房價炒上去。

　　以前，朱家良曾嘗試過這個辦法，并且成功地給炒房團帶來了相當高的利潤。

　　但這次，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員告訴他，這個樓盤掛牌已經非常多了，建議他不要掛太高的價格。

　　在中介公司里，朱家良還碰到了幾個溫州同鄉。跟朱家良一樣，這幾個同鄉也是來掛牌賣房子的。

　　而有名的“溫州購房團”組織者溫州晚報房地產工作室負責人董文遠告訴記者，從過年到現在，溫州晚報還沒有組織過購房團到上海，近期也沒有組織的打算。

　　“政策是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開發商最近也很少邀請我們。” 董文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