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稅負到底高不高

    記者 程瑞華

　　國家稅務總局日前發布消息說，今年一季度，全國稅收收入(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收)累計完成898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8.9%，增收1429億元。欣喜之余，我們還是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的稅負到底高不高？

　　以“十五”為例，整個“十五”期間稅收的增幅高達20%，去年的稅收收入突破3萬億元大關，提前實現了“十一五”的目標。按照這一增長趨勢，如不發生大的稅收結構調整，到“十一五”結束時，最保守的估計稅收收入也將達到5萬億元，大大超過原先預計的3萬億元至3.5萬億元水平。

　　2005年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于法國，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國家。我國在公司所得稅、

　　對于國人稅負的輕重，稅收部門和一般民眾的口徑頗有些不一致。國家稅務總局近日發布報告稱，盡管近年來中國稅收增長速度較快，宏觀稅負(稅收收入與經濟總量的比值)上升，但稅負水平在國際上仍處于較低水平。國家稅務總局認為，盡管1994年以后我國宏觀稅負持續提高，但與經濟總量相比，我國的稅負總體水平與其他國家比仍然偏輕。我國宏觀稅負在2005年達到最高水平16.2%，這個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業化國家30%左右的平均稅負水平約低14個百分點，僅相當其一半；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則為20%，仍然偏低。

　　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收了多少稅，而在于這些稅都投向了哪些方面；在于這些花費是否為大多數人造福；在于稅款的征收、分配和使用上有沒有真的做到“與民同利”。國民納稅是為了得到政府的良好服務，包括法制環境、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歐洲稅收高，但大家能夠接受，關鍵在于政府提供的服務和稅收是相匹配的。

　　就我國當前的征稅與稅款使用來看，撇開稅負的輕重不說，在稅款用之于社會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現在我國稅款用于政府開支比重過大，而用于社會事務比如公共教育與醫療衛生及對弱勢群體的救濟力度過小，導致稅收的社會性實質沒有得到完整的體現。據統計，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倍，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比美國還高出9.13個百分點。政府開銷固然亦屬公共事務之列，但直接關涉民生的公共事務無疑應該成為稅款投入的重點，何況我國當前政府開支浪費嚴重，對財政資金的使用沒有受到有力的約束，因而實際上無端減損了稅收對于公共事務的投資能力。統計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用于科技、教育、衛生、文化的支出僅1168億元，年同比增幅僅為18.3%。特別是民眾關注程度極高、怨氣較大的醫療領域，政府從稅收中撥入的資金只占醫療費用的17%，不但無法和美國的45%相比，甚至遠低于低收入國家27%的平均水平。正是因為在財政資金使用上的“分配不公”及對民生的重視與投入不夠，導致近些年來教育、醫療價格飛漲，嚴重影響了民眾的生活質量。

　　一切的公共財政浪費問題背后，都有一個“財政預算和支出軟約束”；而一切的公共福利短缺問題背后，也都有一個“公共財政投入不足”———納稅人上繳的稅收，不該花的被肆意糟踐了，該花的卻捉襟見肘了，這是人們對稅收收入攀高不滿的根本原因。

　　稅收的社會性本質應該包括兩個部分，即稅收的來自于社會與稅收的用之于社會，而且后者甚至就是前者的前提。但我們當前似乎存在著對稅收本質的片面理解，即重視稅收的來之于社會部分而忽略稅收的用之于社會部分。如果沒有稅收，社會資源將會枯竭，同樣，有稅收卻不用之于民，社會資源同樣面臨干涸，而這種干涸與枯竭實際上也就是民生的枯竭與干涸。因此，對于不斷增加的政府財政支出的欲望和需求，不能僅僅通過增加稅收這一條渠道來予以滿足，如果體制不理順，不解決稅負的使用效率與使用方向問題，再高的稅負也難以承受不斷高企的行政與資源錯配的成本。可行的辦法是，約束這種欲望和需求，使財政支出更為合理、更為有效，真正讓國家財政成為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欲望和公共需要。

　　納稅人之所以要納稅，從本質上講是因為納稅人需要政府為之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納稅人同時也是用稅人，如果讓納稅人能夠品嘗到稅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