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減值帶來了什么

　　征 人 王亮飛

　　目前許多國際會計準則都涉及到資產減值問題，如存貨、投資、固定資產、建造合同、職工福利、所得稅等。就資產減值制定國際會計準則，有助于保持資產減值會計核算方法的一致性。我國財政部1998年1月27日頒布了《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第一次對股份有限公司提取資產減值準備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最近財政部頒發了資產減值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

，征求意見稿明確規范了資產減值跡象的判斷、資產可收回金額的計量、資產減值損失的確認與計量、資產組的認定及其減值的處理、商譽的減值測試與處理以及有關資產減值的披露等具體問題。這再次將人們的視線引向資產減值。

　　一、資產減值的理論淵源

　　(一)資產定義的演進

　　資產是會計學中最重要的概念，科學的資產觀念或理論是財務會計理論與方法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資產的本質、特性、存在形態都在發生變化。

　　日前比較流行的資產定義體現了未來經濟利益觀的觀點。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 6號(SFA NO.6)中提出：“資產是可能的未來經濟利益，它是特定個體從已經發生的交易或事項中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 未來經濟利益觀認為，資產的本質在于它蘊藏著未來的經濟利益。因此，對資產的確認或判斷不能看它的取得是否支付了代價，而要看它是否蘊藏著未來的經濟利益。

　　對于資產的定義，我國的會計準則也有關鍵性的變化。1992年《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將資產定義為：資產是企業擁有或控制的能以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包括各種財產、債權和其他權利。這一定義，忽略了作為企業資產應當具有的最基本的性質，即資產應當是“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镀髽I財務會計報告條例》(國務院第287號令發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第九條中對資產進行了重新定義：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事項形成并由企業擁有或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并以此為依據制定了《企業會計制度》。對比兩個定義可以看出，《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中的資產定義將資產的內涵真正揭示了出來，強調資產的實質是預期能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而原定義卻忽視了這一點。企業擁有或控制的資產必須具備有用性和盈利性，具有為企業服務的能力或潛力、能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或者控制別人得到的這種利益都應該是企業的資產。相反，如果企業某項財產預期不能給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則該財產不能確認為企業的資產，如待處理財產損失預期不會導致經濟利益流入企業，則不能作為企業的資產。

　　(二)資產減值會計的實質

　　會計學意義上的資產，與經濟學意義上的“財富”、“資財”等概念有著極深的淵源，其真正的價值在于目前及未來利益。將資產定義為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就把財務會計的重心由損益表轉向了資產負債表。雖然，這一定義是否完全適用于“會計學”，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它概括了資產的本質，應該說比較符合企業持有資產的目的，因為，從一個持續經營的企業來說，它持有資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未來的經濟利益。從理論的角度講，如果將資產定義為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那么，當企業的賬面成本高于該資產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時，記錄一筆資產減值損失是符合邏輯的，這就是資產減值會計的實質。

　　總體而言，從宏觀上看，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時期，因此在政策上仍存在不確定性。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確認企業資產可能或已經發生的減值，以減少決策風險，就成為一種必然。美國會計學家查特菲爾德曾指出，“會計的發展是反應性的”。所以，減值會計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是穩健性原則的重要體現和運用范例，而且也反映了社會經濟環境的客觀要求。

　　二、資產減值的發展歷程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1996年6月作出制定資產減值會計準則的決定，并于1998年6月正式發布了《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IAS 36)。 IAS 36適用范圍很廣，它適用于各種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和金融資產，除了存貨、建造合同形成的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雇員福利形成的資產、 IAS 32范圍內的金融資產。因為適用于這些資產的現行國際會計準則己經包含了其確認和計量的特定要求，IAS 36也適用于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的規定且按照重估金額記錄的資產。IAS36指出，在每一個資產負債表日，企業應評估是否存在資產可能己經減值的跡象。如果存在這種跡象，企業應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當一項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低于其賬面價值時，應對資產減值至可收回金額，并將減值損失計入當期損益。在會計上對資產的減值損失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這就是資產減值會計。資產減值會計以決策有用論為指導，完全突破了“歷史成本原則”和“實現原則”，在計量中采用多重計量原則，是會計理論的一個重要突破。

　　就我國而言，對資產減值的研究與運用到目前為止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在《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中，自1998年開始，要求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在境外發行外資股的公司計提“四項準備”，即壞賬準備、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存貨跌價準備、長期投資減值準備。對其他上市公司可按此規定執行，而對非上市公司僅要求計提壞賬準備。二是1999年發布的《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有關會計處理問題補充規定》將四項減值準備的使用范圍擴大到所有股份有限公司。三是從2001年起在股份有限公司范圍內執行的《企業會計制度》中，把“四項準備”擴大到“八項準備”，增加了固定資產減值準備、無形資產減值準備、在建工程減值準備、委托貸款減值準備。并規定：從2001年1月1日起，企業應當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終了，對各項資產進行全面檢查，并根據謹慎性原則的要求，合理地預計可能發生的損失，對可能發生的各項資產損失計提減值準備。

　　三、資產減值：一把雙刃劍

　　根據學界對于資產減值的利弊分析,資產減值政策使企業更穩健地確認當期收益，更真實公允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但不可否認，出于某種需要(如保配、扭虧等)，新政策也有可能成為企業盈余管理的手段，尤其在實施新政策的第一年(即1999年)，企業可以利用“追溯調整法”將當年度或以后年度的損失追溯到以前年度，或將以后年度的收益提前在本期確認。同時，還可以通過對當年度資產減值準備提取方法的選擇，少提或多提減值準備，以影響當年度的盈利。故這也不得不要求對企業會計準則的細節進行及時地修繕。

　　(一) 包含減值準備后的會計數據更具決策相關性

　　有關專家對滬深兩市實證研究表明自資產減值準備制度實施以來的2001和2002 兩年，盡管某些上市公司利用了資產減值準備進行盈余管理，但整體上，上市公司提供的資產減值準備數據具有信息增量，上市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后的會計盈余數據比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前的會計盈余數據更具決策相關性，計提減值準備后的會計數據對公司股票的市場回報率有更強的解釋力。

　　(二)存在某些上市公司利用計提減值準備進行利潤操縱的現象

　　有關專家對資產減值準備通過不同的方法和視角進行了實證研究，較一致地得出了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準備政策進行盈余管理的結論。他們通過對2001和2002兩年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準備計提情況的分析和實證研究，認為存在某些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準備會計進行盈余管理的現象，如通過巨額計提“一次虧足”和利用減值準備轉回防虧。尤其是巨虧和微利這兩類公司表現明顯，巨虧公司多利用減值機會“一次虧足”，而微利公司當年轉回數要大于當年計提數，利用減值準備增加當年利潤的現象突出。

　　據媒體報道，2002年，上市公司年報披露計提各項減值準備超過1億元的上市公司達24家，有20家ST公司；各項減值準備超過公司凈利潤50%以上的上市公司有27家，有20家ST公司；同時，有10家ST公司通過沖回前期減值準備“扭虧為盈”。2003年度，上市公司固定資產減值準備轉回占八項減值準備的23%，僅次于壞賬準備和存貨跌價準備；2004年度年報也有類似現象。這顯著說明了某些類型的上市公司通過計提減值準備操縱利潤的嚴重程度，其中由于固定資產在企業資產中所占比例較大，影響面寬，利用固定資產減值準備操縱利潤也就占相當大的比例。

　　四、資產減值：操縱利潤的工具?

　　資產減值的背后,不光是準則因素, 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這實質意味著不同利益集團間的博弈,而資產減值會計所涉及的利益之爭尤其復雜。它不僅關系到企業與企業間的利益之爭,還直接關系到企業股東與管理層的利益之爭。這些矛盾都直接影響到資產減值會計準則的實施效果。所以要企業真實地計提資產減值,一方面是技術問題,有賴于公允價值的研究,因為它提供一種客觀的標準;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與管理者的誠信問題。如果企業不誠信,即使技術再完美,也同樣容易被管理層繞過,而使資產減值淪為管理層操縱利潤的工具。但就資產減值會計規范本身而言,它只可能解決資產減值技術上的問題,公司治理和管理者誠信問題已經超出它的能力范圍。然而,即使只是減值技術上的標準也還是難以確定的,因為目前公允價值的研究尚不完善,比如有些特別制造的資產價值要么難以確定其市場價格,要么可以確定但成本很高。因此對于這個難度系數很高的問題,不可能光靠這一項規范就可以解決,它需要公司治理、內部控制、公允價值、管理者誠信等基礎性工作的支持。

　　權衡減值與不減值的利弊，顯然是減值要比不減值好，這也被我國會計改革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也是被國際會計發展的歷史所證明

　　正確看待資產減值

　　——訪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李明博士

　　- 本刊記者 黃 征

　　長期以來，由于受歷史遺留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的企業界普遍存在著高估資產價值的現象。因此，企業通過確認資產價值，可將長期積累的不良資產泡沫予以消化，提高資產的質量，使資產能夠真實地反映企業未來獲取經濟利益的能力。同時，通過確認資產減值，還可使企業減少當期應納稅款，增加自身積累，提高其抵御風險的能力;而另一方面近幾年年報顯示，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轉回在某些上市公司的年報中挑起了制造利潤的大梁，成為T族公司扭虧、虧損公司避虧以及上市公司調節利潤的法寶。最近財政部頒發了資產減值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稿明確規范了資產減值跡象的判斷、資產可收回金額的計量、資產減值損失的確認與計量、資產組的認定及其減值的處理、商譽的減值測試與處理以及有關資產減值的披露等具體問題。由此資產減值問題再次引起了會計理論和實務界的高度關注。近日，本刊記者就有關資產減值的一些問題采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財務會計教研室主任李明博士。

　　《中國總會計師》：感謝李明主任在百忙中接受我們的采訪，首先我們想請您談一談會計上要對資產減值處理的原因是什么？

　　李明博士：很高興接受貴刊的采訪，來共同探討關于資產減值的話題。我想會計上要對資產減值處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會計要為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客觀、有用的信息，即既要客觀公允反映經濟事項，又要能夠有助于會計信息使用者利用會計信息進行決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會計發展至今已形成一整套的為這個目的服務的邏輯結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有一個重要的會計反映精神，即穩健精神(后來演變為謹慎原則)，這種精神的核心在于：當有幾種會計方案可以選擇且每種方案都有合理依據時，會計應該盡可能選擇那種對業主權益產生有利影響最小的那種，即最不能引起信息使用者樂觀預計的那種方案。就資產而言，它實質上是企業出于特定經營目的而擁有或控制的一種經濟資源，企業擁有或控制這種資源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在未來獲取經濟利益。從經濟學意義上看，其價值是動態變化的。如果其獲取未來經濟利益的能力降低，則其獲利能力的價值表現也會隨之降低。這時，無論從相關性角度還是處于穩健考慮，會計都要對此價值的降低予以反映，這就是資產價值的根本原因所在。比如企業購買了一臺計算機用于辦公。12月10日購買時是1萬元，假如只用了20天，市場上出現了比其使用性能好，且價格為9千元的計算機，這時，盡管這個計算機還算是新的，但其技術使用價值已經降低，其能夠幫助企業獲取未來經濟利益的能力已經下降，它獲利能力的價值表現已經不是1萬元，最多只能是9千元。為了穩健客觀反映這項經濟事實并為信息使用者通過決策提供有用信息，會計就應該在12月31日這個報表日對該計算機計提1千元資產減值準備，以報告該計算機只值9千元的事實。如果不反映此事，則會計信息使用者會以為該計算機還值1萬元(未提折舊)，凈資產中就多了1千元，實際上這個1千元是虛的，如果不計提者1千元的資產減值，等于是誤導了投資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會計進行資產減值處理的根本原因在于要為會計信息使用者通過決策提供有用信息。

　　《中國總會計師》：最近財政部頒發了資產減值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稿明確規范了資產減值跡象的判斷、資產可收回金額的計量、資產減值損失的確認與計量等具體問題。那么關于減值準備及其會計規范建設方面，您又有何看法？

　　李明博士：由于客觀經濟環境與經濟事項內涵的復雜性，導致會計人員經常要面臨一些不確定性而進行職業判斷，會計對減值準備的判斷也是如此。實際上，準則或制度制定機構在起草會計規范時所面臨的情況還要復雜。因為，具體會計人員所面臨的是一種或幾種情況需要判斷，而制度制定人員需要將各種情況統籌考慮到，并且要以最簡潔的文字將那些具體情況予以概括，并要權衡分析各種方案執行結果的利弊以取舍，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事實上，世界上任何組織及任何國家所制定的會計規范都不可能做到首發就盡善盡美，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一項制度或準則的執行效果，一般都要經過發布—執行—修訂的多次磨合才能漸臻完善。這個規律已被國際準則制定機構的實踐所證明。從制度過程看，已頒布的準則和制度最多只能對已發生的或可以準確預知的經濟事項進行規范，制度不可能脫離實際，并且制定制度的人對實踐的認知也有一個過程，不能保證所出制度完美無缺�，F在看來，現行的資產減值會計制度確實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實踐中確實也有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進行公司盈余操作。正是由于重視這種現象并本著力圖解決的想法，財政部在今年發布了資產減值準則征求意見稿。應該說，這個稿子是在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認真分析借鑒國際經驗，并針對我國現實國情的基礎上成稿的。其內容較之現行資產減值制度有了很大改善，有關判斷依據規定得比較詳細，更便于實際操作。如，列舉了7項具體的減值判斷依據；較為合理地界定了資產可收回金額的計量方法及相關價值的內容組成；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的確定、現值計算方法及相關參數的選擇依據作了較為細致的規定；為了防止企業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操縱，明確規定資產減值一經確認，不得在以后會計期間轉回；對難以認定單項資產可收回金額的系列資產的減值，較為明確地界定了資產組的邊界；對商譽資產的減值測試方法提出了較為簡便易行的操作方法；對資產減值信息披露作出了較為合理的披露規定。我認為，新的減值準則的出臺，一定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操縱的行為。我個人十分贊同征求意見稿中減值不能轉回的規定。減值的不可轉回對抑制企業利用減值進行年度間利潤平滑的行為，有較強的針對性。事實上，美國對長期資產的減值也是不允許轉回的。當然，這個稿子目前還不能說十分完美，我們也不能指望減值準則的出臺就能完全解決上市公司利用減值進行會計或其它操縱以誤導投資者的行為。準則執行效果的高低，至少取決于四大因素:一是準則本身的質量；二是準則應用的經濟環境及公司治理狀況；三是監管的權威性與效率；四是會計人員的職業素質和道德操守。這四個方面相輔相成，綜合性地影響著準則執行效果。

　　《中國總會計師》：一些企業利用會計法規準則中的靈活性、不完善性來操縱會計利潤的行為日益嚴重，就“資產減值準備”的問題而言，更是被一些企業為達到自身目的進行隨意調整的行為愈演愈烈。您認為如何從根本上避免資產減值的負面效果？

　　李明博士：我不清楚這個負面效果具體指什么。我個人認為，資產減值處理本身，只要是客觀合理的，應該不會有什么負面效果。如果企業故意利用減值技術進行盈余操縱，那只能說這個操作行為本身有問題，而不是減值技術的問題。權衡減值與不減值的利弊，顯然是減值要比不減值好，這也被我國會計改革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也是被國際會計發展的歷史所證明。我想，這里所談及的避免減值負面效果問題，實際上是從根本上避免企業會計操作問題，這個問題十分復雜，涉及面太廣，這里就不展開討論了。

　　《中國總會計師》：“八項計提”是上市公司會計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請您談一談 “八項計提”在我國運用的情況。

　　李明博士：按照會計核算一般原則中的謹慎性原則和真實性原則，財政部[1999]35號文增加了計提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存貨跌價準備、長期投資減值準備，加上計提應收款項壞賬準備，統稱“四項計提”。該文強調了計提短期投資跌價準備、長期投資減值準備，一定程度上能防止上市公司將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中有些無法收回的投資空掛在賬面上；計提存貨跌價準備在一定程度上能如實反映公司存貨的真正價值，避免了存貨中潛在的虧損因素。2001年初，在財政部最新頒布的《企業會計制度》中，企業要計提的會計準備從四項擴大到了八項。因此，過去的“四項計提”被“八項計提”所取代。新增的四項計提包括委托貸減值準備、固定資產減值準備、在建工作減值準備和無形資產減值準備。新增的四項計提，同樣是遵循了謹慎性原則所做的會計處理，而且準備的計提也能較為真實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財務經營狀況。

　　但根據有關實證研究結論，我國目前八項準備的計提及披露情況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在不少上市公司利用八項準備進行盈余操縱。近幾年有不少公司在計提八項準備時，隨意性較大，有不少公司不按企業會計制度規定充分披露準備的計提依據，甚至濫用準備計提的判斷依據，以盈余操縱為目的，隨意計提和轉回準備，粉飾報表。我想，資產減值準則的出臺后，這種情況應該有較大改觀。

　　李明：男，1966生。博士研究生，經濟學博士�，F任職務：財政部科研所財務會計研究室主任、財政部會計準則咨詢專家、財政部科研所培訓中心主任、副研究員、財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會計學碩士研究生導師、財政部科研所MPAcc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

　　主要研究領域：財務、會計理論與實務；審計理論與實務；資本市場會計監管；公司治理與公司控制；公共支出績效評價;公益產品定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