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鵬 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所副研究員 　經濟學博士

　　今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與去年最大的不同，是單個富翁持有的財富總量大大增加，前百名富豪總財富較上年增長45.5%，達到了4827.63億元人民幣。上年第100位富翁的財產是16.12億元人民幣，而本年第100位富翁的財富就達到了24億元人民幣。

　　如果說，在美國經過三代人的努力才能造就一個富翁的話，那么在中國，20年就可以塑造一個億萬富翁。盡管我們已經無法得知富翁們“第一桶金”的來源，盡管我們并不否認大多數富翁都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但財富向個人迅速集中的趨勢已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從致富的階段上看，改革開放二十年間可以分為四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那時政府花了大力氣在流通領域的市場化建設上，一批待業青年，甚至是兩勞釋放人員等城市邊緣群體以早期的個體戶形式迅速加入其中，由于其收入具有非固定性的特點，造就了中國內地第一批高收入群體。第二階段是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此時時期，

中國經濟運行有一特殊的價格雙軌制現象———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的同時運行，客觀上就給一批能人留下了———倒騰緊俏物資而牟取暴利的———機會，最終形成了中國第二批高收入者。第三個階段是九十年代初到末，這是金融領域市場化快速發展期，伴隨著金融債務、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現，中國誕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他們當中首先是上市公司高管和職工，因為他們更容易獲得原始股；其次是上市資格的審批者；再次才是部分股民。新世紀初至今正處于市場經濟加速發展的第四個階段，出現了明星(知識明星、體育明星、演藝明星)、

房地產大亨、國企收購者三類富翁。

　　如果從致富的原因上看，乃是源于改革引起個人收入渠道的拓寬，大致包括四種：第一，傳統按勞動或按要素的收入。除勞動所得以外，還包括資本利息所得、經營者的才能報酬等。例如，一些人在滿足需求以后，節約了一大筆剩余財富，將之以存款形式存入銀行得到了利息收入，這就是相對于貨幣資本的報酬；再如，一些私營老板、業主通過辛勤創業、管理有方而得到的利潤，除去所有的成本支出以外，其它的所有剩余可以歸入經營者才能的報酬。第二，市場波動性收入。這種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期性，一種形式是投機收入或者說風險收入，它是以人們承擔很大的風險為代價，如炒股、炒房地產、風險投資等。另一種形式是彩票收入。這類收入雖沒有大風險，但隨機性更大、

中獎率很低。第三，權利型個人收入。這種收入是引起社會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比如，壟斷收入，這里的壟斷特指憑借自身的實力(技術水平高、規模經濟顯著等)而獲得高于同類企業的市場占有能力。在現實中，同一行業企業間收益差距的拉大是普遍存在的。再如，利己性權利收入，或稱之為權利尋租，現實生活中一些官員或其子女憑借權利經商、籌資等所獲得的高于沒有權利的人的超額收入。第四，違法性收入。這與前三種收入有著質的區別，它是通過違法手段而牟取的暴力性收入。如政府腐敗官員的貪污收入、制假售假、走私、賣淫等等。這種收入往往只是極少數人的收入來源。

　　再清楚不過，中國所謂的富翁只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產物，他們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而出現的，他們本身還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初，一夜暴發不是奇跡。在一個草莽或江湖式的發展環境中，一些企業家、準企業家和偽企業家(大型個體戶)確實表現出某些方面的出眾才能，但在同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陣營不僅在財富積累的能力上會繼續分化，也會在個人的道德素質上產生分化。這些年來，此類榮辱一瞬間的故事真是太多了，比如曾經顯赫一時的牟其中、李經緯、馬勝利、步鑫生等等。

　　市場經濟的發展雖然孕育出了許多杰出的人物，但在瞬息萬變的急流中也使得一些人經受不住各種誘惑而陷入了罪惡的深淵。在一年一度的財富榜熱鬧過后，不斷增添新面孔的中國上榜富翁們能不能持久地經受住市場經濟的嚴峻考驗，他們之中能否也為世界貢獻蓋茨那樣的財富英雄，恐怕是大家分外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