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趙小紅：游走于鄉村與城市間

　　■本報記者 徐谷明

　　站在寒冷的門頭溝趙臺老村的山頂上，白色的葉蠟石礦，黑色的簡易鐵軌和橫七豎八的木樁散落在整個礦區，為了躲避寒風的襲擾，趙小紅整天用圍巾包著頭，有時做累了，她就會順著蜿蜒崎嶇的坡路爬到山頂曬曬太陽或在旁邊嚼著早已凍成疙瘩的饅頭，喝著還有熱氣的開水。她去年來礦上找了個揀礦石的活。

　　趙小紅是湖南衡陽人，她和丈夫李貴明2004年到北京這個礦上打工，李貴明在離自己2公里遠的礦區下礦。

　　趙小紅和她丈夫這幾年一直外出打工，在廣東待了幾年，2003年的時候在老家種地，2004年8月份的時候經人介紹到門頭溝這個偏遠的礦區打工。

　　車票，編織袋和200元錢

　　2001年的時候，趙小紅和丈夫李貴明覺得在家干活掙不了什么錢，“那時米不值錢，種地一年從頭忙到尾，過年的時候小孩還買不了一件像樣的衣服。”

　　趙小紅告訴記者，他們最后下決心外出打工是因為他的一個鄰居給在廣東的兒子打電話說，家里準備種上5畝水稻。兒子問，能夠賺多少錢？鄰居說，收成大概3000斤，除去成本大概能夠賺600元。兒子最后說：“這還不夠我半個月的打工收入，別種了！”

　　另外，在附近的幾個村子，很多種水稻的田都沒有人去耕作，大量的良田被荒蕪。因為街坊鄰居這幾年都紛紛南下廣東打工了，這些從廣東打工回來過年的人都極力勸說趙小紅夫妻倆去廣東找工作，“幫人看孩子包吃包住一個月都有600塊。”

　　這樣他們把還在讀書的兩個小孩托付給了年邁的父母，2001年正月初六，他們和一些老鄉南下廣東打工了。

　　“當時沒有多少錢，買車票花了200多，為了省錢我們用塑料編織袋裝了100斤大米。”趙小紅對當初第一次外出打工的經歷仍然記憶猶新：去廣東打工的人很多，整個車廂都擠得滿滿的，很多人都是從窗戶爬進車廂的，在整個行程中他們一直踮著腳，最后列車搖搖晃晃了幾個小時后到了深圳。

　　他們剛剛到深圳的時候為了能夠找到一份工作，用僅剩不多的錢辦理了一些在老家沒有見過的東西，諸如《暫住證》、《外來人員就業證》和《邊境通行證》等。

　　在深圳，趙小紅和丈夫李貴明在一家制衣廠找到了工作，“開始的時候，找活很難，像我們這樣沒有技術，沒有文化的只能進廠找一些活，每天掙幾個辛苦錢。”

　　趙小紅被分到了一個200多人的制衣廠，工資是按件計算的，每件衣服1塊多錢，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10點多每個月掙900多塊。

　　盡管每天要工作10多個小時，不過趙小紅每個月除去房租，吃飯和一些零花也能夠攢下600多元錢。另外，李貴明在廠里做搬運工每個月也有700多元的收入。

　　“那時，我們倆除了吃住，每個月還會有1000多元剩余，過年的時候能往家里寄8000元多塊錢，這比在家種地不知強多少倍。”

　　趙小紅夫妻倆在制衣廠一直干到年底，他們2001年出來的時候僅有200塊錢，過年回家的時候他們用自己平時省吃儉用省下的錢辦了一大堆年貨。這是她第一次長時間外出，第一次自己拿著幾千塊錢回家過年。

　　他們在制衣廠干了2年，每年回家的時候，總會看到村里一些在外打工的人掙錢回家都紛紛買地建房，“當時，我們除去小孩的讀書和生活，2002年底的時候家里只攢下7000多塊錢，這些錢還不夠買地皮的。”

　　趙小紅告訴記者，在廣東打工的幾年間自己雖然沒有積攢多少錢，但是小孩還是能夠安穩的生活，2002年大兒子在衡陽的一所技校學開車，現在幫人開車。小兒子正讀高中，每年高昂的學費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但是他們覺得這個很值得，“要是考上大學，他以后掙錢就容易多了，不像我們這樣辛苦。”

　　返鄉重操舊業

　　“后來聽說米漲價了，1塊8一斤，有好多老鄉又回家種地了。”趙小紅在2003年7月份回家看望剛剛考上高中的小兒子時，許多在廣東打工的人都回家重新耕地插秧，還承包了許多拋荒的地。

　　趙小紅當時對于這些回家種地的人很是不明白，“剛剛出去的時候，我們是好說歹說最后把自己5畝轉給了別人，當時還花了500塊錢求著別人。”

　　后來趙小紅從村支書那里得知，“今年國家要有政策變化，私人可以收購糧食了，收糧的人多了，糧價也就跟著漲了。”

　　2001年的時候湖南衡陽地區國家糧食收購價格是45元／50千克，2003年5月份的時候漲到了60多塊了，而且好多收糧的人收不到糧食，“一定還會繼續漲的。”

　　2003年7月底，趙小紅打電話給丈夫李貴明希望他能夠回來，經過再三權衡，李貴明決定請半個月假回一趟家，“當時他很不情愿回來，后來我們商量先把地種上再說。”

　　趙小紅至今還很得意地說，“那年我們還真是趕了糧食幾年才有的大行情，8月份70多塊，10月份的時候已經到了90塊了，后來一直漲到110元！”

　　對于自己在2003年糧食的意外收獲，趙小紅覺得自己很有做事的“闖勁”，那年還有很多人并沒有在意一直上漲的糧價，他們仍然留在了廣東。

　　“當時廣東有許多朋友還取笑我們，后來聽收糧的人說糧價還會漲，鎮上還會對種糧大戶有各種補貼。”趙小紅和丈夫李貴明一口氣承包了40多畝水田。

　　一時間，趙小紅和丈夫李貴明成了種糧大戶，2003年總共收了2萬多斤谷子，除去農藥，種子和化肥的錢，“那半年我賺到了1萬多，和我們廣東打工兩年差不多。”

　　2003年11月份，有人主動跑到趙小紅家收糧食，“那次我們是滿滿裝了一卡車，第2天我們就拿到了買糧食的1萬多塊錢。”

　　丈夫李貴明為了種好這些地，后來就沒有再回廣東的那家制衣廠。

　　趙小紅告訴記者第二年她就有些不想在家種地了，還是想到外地打工。因為2004年的時候有好多老鄉都想要回原先被承包的那些水田，因為這個問題原先比較融洽的鄰里關系開始矛盾重重。

　　“另外，到第二年，什么農藥、化肥、種子和

　　2004年趙小紅只剩下了8畝多水田，糧價也回落到75塊錢，開春的時候，他們決定先把秧苗插上，把家里的事情處理后，他們再一次踏上北上的列車外出打工。

　　再次回到了城市

　　2004年初的時候，有老鄉介紹丈夫李貴明到廣東一個建筑工地工作，“我沒有同意，這樣的話只能是他一個人工作，另外，在工地干活拿工錢不容易。”

　　自從2001年外出打工以來，趙小紅和丈夫李貴明總在一個地方找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攢下錢，分開費用就大了，吃飯還要點兩次火，不會有什么剩余。”

　　“后來，我們通過一個在北京工作的老鄉介紹來到這個礦上，工作快2年了，收入比在廣東好多了。”

　　趙小紅每天的工作就是從礦渣中揀出被遺漏的礦石，這個活只有她一個人干，因為礦上絕大部分是男人，揀礦渣每天最多掙15塊，男人都下礦了，每天能掙個四五十。

　　趙小紅工作的門頭溝葉蠟石礦區，礦工7點多就要下礦，丈夫李貴明每天都是很忙碌的，平時他們只有回家做飯的時候在一起。

　　“在礦井安全檢查和安裝木樁的時候，他就不需要下井了，這樣的話他就會來幫我。”趙小紅每天除了揀礦石，還要負責把它們搬到500米以外的裝貨點。

　　趙小紅認為，在北京打工不但工資比廣東高些，而且礦上在他們剛來的時候為他們辦理了一些諸如工傷保險之類的保障。

　　當記者問及她現在找工作有什么感受時，她回答說，“剛剛到廣東的時候，找工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要是沒有地方住的話就更麻煩，我們隨時都會被請到收容所，我們一般都是投靠親戚朋友，至少有個住的地方。”

　　礦區是在山頂上，他們住的地方是離礦區3公里外的一個村子，他們每天都是在天剛剛亮的時候出發，山路陡峭難走，趙小紅要把一天的飯菜都帶上，因為來回一趟要花費一兩個小時爬幾個山頭。

　　讓趙小紅欣慰的是他們的小兒子7月份要高考了，“他的成績一直都是很好的，希望他也能夠考到北京來，那樣的話，我們一家人就可以在北京相聚了。”

　　為了讓小兒子能夠順利參加考試，他們每個月都會寄300元回去，還會每個禮拜打一次長途電話。

　　趙小紅告訴記者，他們再干幾年就可以把買地建房的錢準備的差不多了，到時候大兒子開車可以掙錢了，小兒子可以上大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