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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一名叫“阿星”的打工青年充滿曲折的悲劇性人生經歷，引發人們太多思考。這名因堅拒加入“砍手黨”、特別有意識遠離犯罪而成為新聞人物的青年，7月6日剛剛接受了《中國青年報》的采訪，兩天后卻殺死了辭退他工廠的主管。“我似乎總也逃不出那張網”———“阿星”如是感慨。
帶著“阿星”的故事，閱讀7月12日《國際先驅導報》上一則“富人安全感告急”的報
道，突然有一種特別異樣的感覺。據報道，中國的富人越來越感到不安全，有一位企業家的父親，竟然屢遭綁架！因而，富人們開始給自己構筑一個又一個“安全堡壘”，一些針對富人遭綁架勒索的險種也應運而生。看來，罩在“網”中的不僅有“阿星”，還有富人。
“每個人都不是孤島，都是大陸的一部分……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阿星”那句沮喪至極的“似乎總也逃不出那張網”，固然只是個人哀嘆，但于更多的人，又何嘗不是警告？是啊，只要在這個社會中生活，誰能真正逃離呢？無論他是誰，又怎么可能只過一種有權利無義務、有享樂無憂愁、有得到無付出的生活？而反過來理解亦如是：在平等、民主等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又怎么可以對某些人群長期剝奪，讓他們只是辛勞，而無多少追求幸福的機會？
毋庸諱言，在當前的經濟結構中，就存在著這樣一個特殊人群———民工。以“阿星”為例：他打工時，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除春節外，全年只能休息一兩天，即使這樣，月工資也只有三百多元。“阿星”感慨：“我覺得城里人就是那個高樓，高到天上去了，我們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來了，都看不到人家。”這不只是“阿星”一個人的感受。當前在很多地方，民工工作的高強度、低工資(還要把被拖欠暫且擱在一邊)、低生活條件，已經屢遭詬病，可好轉的跡象卻總是不明顯。這源自一種制度性的歧視：很多地方，竟是將“廉價勞動力”當作競爭籌碼的。試想，如此情況下，又有誰肯主動提高民工的待遇？
當然，社會階層之間有分殊總是難免的。總會有一部分人———多半還是一大部分人，要在社會的底層辛勞。在社會生產力不是足夠發達，社會財富不是足夠豐富的情況下，來自底層的抱怨乃至詛咒，總是難免的。但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應該努力用傾斜性的政策消除這種抱怨和詛咒。如果暫時力量有所不及，也應該極力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讓失敗者的抱怨更多指向個人的能力，指向那渺不可測的偶然命運。現實卻并非如此。戶籍、就業等制度種種人為的壁壘，使進城務工的民工不僅未能受到傾斜照顧，而且受到更大的剝奪。民工們要到城市謀生，而且還要受城市剝奪，這是一種必然的宿命嗎？顯然不應該。他們也應該有足夠的權利和機會追求更好的生活。可現實是，這種理應與生俱來的、通過正當途徑追求幸福的權利和機會，卻已經大為縮水———因為不均衡的教育，因為不公允的分配，因為城里人所制定的游戲規則中那頑固的歧視……
如果某個人群的生活狀況并非由其智力、體力所決定，而只是因為“他人”的因素，甚至是因為歧視，那么這個人群產生“以他人為地獄”的敵意就在所難免。此時，一些人開始鋌而走險，用暴力手段謀生，似乎總會成為一種必然。當然，無論是怎樣的原因所造成，用暴力手段謀生都是一種嚴重的違法犯罪，都必須受到法律嚴懲。
據悉，在整個珠三角，目前已經形成外來務工人員“一類人靠苦力吃飯、一類人靠暴力吃飯”，還有一部分人“傍老”生存的局面(7月11日《中國青年報》)。看到這樣的描述，不免一陣悚然———“靠暴力吃飯”竟然成為一類人的生存方式？而且“一類人靠苦力吃飯、一類人靠暴力吃飯”，還很容易讓人想到這樣一個潛在的對應邏輯：如果社會不能為“苦力”提供最后的保障，那么對他們而言，當苦不堪受時，最后的“保障”或許就只有“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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