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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深圳分行決定，從7月1日起對日均存款余額在500元以下的人民幣個人活期存款賬戶實行降低利率，按照0.01%的年利率記息，同時對同一賬戶每年收取10元管理費(實際利率已經為負)。建設銀行表示，此舉主要目的不是收取費用，而是運用價格手段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逐步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快捷、高效、優質業務運轉體系。而在筆者看來，建行此舉更從細節中反映出改革思路混亂，銀行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或有本末倒置、程式錯亂之虞。
支持小額賬戶降息者多以三種論調示人，一曰“合規”，二曰“效率”，三曰“公平”，以下試先駁之：
首先，按照去年10月29日新實行的利率政策，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對其吸收的人民幣存款利率下限放開，換言之，只要不超過各檔次存款基準利率，建行有權將任何賬戶的存款利率降至任意低水平，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然而，守法合規畢竟只是微觀主體行為最起碼的底線，作為理性經濟人，對于“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的理解理當止于決策的邊界，具體到本文所指的問題，如果硬將“可以下浮”偷梁換柱為“應該下浮”，則基本類同于“可以自殺”之于“應該自殺”。
其次，通過小額賬戶降息并收費，促使客戶主動注銷無需使用的銀行賬戶，整合銀行系統資源，提高銀行服務效率，降低運營成本，不僅可以促進整個社會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還可引導客戶樹立合理的理財觀念，此為“效率”說。但是實際情況未必支持上述樂觀的估計，很有可能，小額賬戶負利率不僅不符合帕雷托改進，甚至不符合卡爾多改進。因為上述論調的隱含前提是所有儲戶的總存款(日均余額)均超過500元并始終超過500元(如果考慮到潛在客戶的因素，則“所有儲戶”這一范圍更可擴展至“所有人”)，而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因此總會有人在這項改革中受損。我們退一步看看負利率政策會否引起總體收益大于總體損失。按照比較理想的狀況，有足夠多的儲戶將其賬戶合并(假定他們的收益基本不變)，足夠少的儲戶退出金融服務(當然實際情況會復雜得多，或許會有部分銀行因分工仍然愿意接納小額存款。但不管怎樣，因為“足夠少”的假定，這部分人的損失暫且忽略不計)，銀行則因此降低了運營成本，這在理論上是說得通的。然而我國總體落后的經濟水平與銀行體系很難導向上述局面。譬如說，金融機構間的合理分工明顯體現為不存在，再譬如，尤其是在落后地區，除國有銀行以外的金融服務不易得更為顯著。不妨這樣認為，國有銀行對低端客戶的排斥起碼是大大超前于國情，兩者間并不具備動態一致性，摩擦性成本的付出在所避免。
最后，談論此話題繞不過去的“檻”是花旗等外資銀行對賬戶所收取的管理費。有人認為，建行的改革有助于中資銀行與之開展平等競爭，更有人認為，相比花旗銀行1萬美元的收費門檻，建行500元人民幣的劃分標準已經充分考慮了國有銀行的公眾責任。筆者認為，起點上的不同決定了國有銀行與外資銀行間的簡單類比(甚至是攀比)既無必要也不科學。從歷史來看，國有銀行往往既受困于政策性負擔又受益于政策性負擔，既得益于政策性保護又受損于政策性保護；從發展情況來看，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大型國有銀行與專著于本國客戶、高端客戶的外資銀行間的分工必然會出現。事實上，恰恰是1萬美元這一非常的門檻直觀地反映出建行與花旗間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可比性。
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在根本性的競爭規范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效率與公平之間并不必然表現為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在當代中國以及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更多地依賴制度改進以獲得公平與效率的共同增長是完全可能的，這在改革尤其滯后的金融領域更是如此。基于這樣一種基本的判斷，筆者認為國有銀行改革首先應該從充分性競爭市場的培育以及國有銀行自身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著手，而在這一前提性條件未取得重大突破前，類似小額賬戶降息之類的小打小鬧，其本身的效果是值得懷疑的，同時，它還極易導致改革步徑的混亂以及不恰當地推動改革進入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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