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獨到且出手果敢 康有為賣文售字生財有道

　　康有為一生中幾遭政府緝殺，數次流亡異域，就在這漂泊動蕩的流亡生活中，他娶了五房姨太太，并積累了相當可觀的家業和多處房產。康有為一生的經濟生活，絕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窘迫潦倒。

　　生財有道康有為

　　文/蓋文

　　提起婦孺皆知的“南海先生”康有為，人們聯想到的大多都是公車上書、戊戌維新、保皇“勤王”等歷史事件。作為清末維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康有為以教育家、思想家而著稱，一生中飽受滅族緝殺、流亡異域之苦，但是，孰不知，這位南海先生若是以實業報國，很可能會以巨賈身份演繹愛國熱情。

　　康有為一生中幾遭政府輯殺，數次流亡異域，就在這漂泊動蕩的流亡生活中，娶了五房姨太太，并積累了相當可觀的家業和多處房產。徐勤和梁啟超在《致憲政黨同志書》中曾稱頌康有為：“先生以國為家。夙不治家人生產作業，每遇國難，輒毀家以圖紓救。居恒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僅從這幾話中就能推出：康先生一生的經濟生活絕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窘迫潦倒狀。

　　眼光獨到果敢出手

　　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在廣東，康氏家族遺留下80余平方米的房產，即現在廣東南海的古居遺址。但據考證，康有為的父親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卻始終沒有“轉正”，估計當時銀包空癟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否則沒有理由拒絕“一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的“追加投資”。

　　公車上書前，康有為大部分時光是在廣東南海祖居度過的，這座80余平方米的一廳兩廊兩房的房間寄托著康有為的政治夙愿。1898年戊戌變法后，康有為被迫離開中國，輾轉港澳、東南亞等地。1913年回到國內后，也大半托庇上海、青島、大連租界。我國近代金石、書、畫大師吳昌碩曾為康有為治印，文曰：“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這概括了康有為在1898年到1914年間的行蹤，也就是在這期間，康有為開始經營出版、報社、文化企業以至于房地產。

　　初期，由于變法活動經費時常捉襟見肘，康有為不得不開動腦筋多方籌措資金，主動或被動地進行了若干投資。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春節，康有為訪問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當地華僑紛紛為康有為募捐。當時墨西哥城正籌款修筑有軌電車，雖然身處異鄉，康有為依然看到這里潛藏的財富，他利用各地華僑提供的捐款，購置電車軌道經過之處的地產，不久，這些地價就上揚了好幾倍，最終這一投資得到十多萬銀圓(墨洋)的贏利。后來，康有為游歷加拿大、日本等地，在海外華僑的幫助下，他利用捐款籌資，在海外經商、做地產生意，積累了一定財富。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后，雖然祖傳財產有所損失，但是從總量上看，他卻賺回了比祖輩遺產更多的財富。康家在廣州花埭原有一所別墅。1921年，他在所作《上海愚園路游存廬落成賦諸公》一詩的小注中記曰：“吾以丁酉(1897年)筑別墅于花埭，亦被封，后撥還”。康有為的曾祖康云衢曾購買詩人張南山的聽松園改建的“云衢書屋”，由于當時的廣州政府修筑馬路拆毀了舊居，不能原物發還，官方便把回龍舍分配給康有為，并加發官產，作為對康有為15年損失的賠償。回龍舍也不是等閑地產，其時是在廣州永漢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康有為的家產損失可以說是悉數得到補償。

　　由于康有為時常往來上海、廣州之間，1914年6月，康有為租賃了上海新閘路16 號辛家花園(今新閘路1010號新亞藥廠)并定居下來。這是一座如同“大觀園”式的住宅，占地頗廣，曲橋樓閣，圍以紅墻。康有為向房主盛家租住，每月租金120銀圓，年租金1440銀圓(今合人民幣約10萬元)，一住就是8年。這期間，康有為的廣州宅子是他的二太太梁隨覺居住。1916年后，康有為決定定居上海，同時也看到上海的地皮更有增值可能，于是他變賣了廣州的回龍舍，用這筆資金，轉手在上海買入地皮。這在當時頗有眼光，不久上海的地價飛漲，康有為從中獲利很多。康有為在定居上海之初，還曾經投資過交通干線附近的房產，獲利也頗為豐厚。

　　　投資別墅亦租亦賣

　　1921年，已屆64歲的康有為，又在上海愚園路(當時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購地皮10畝，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園住宅，取名“游存廬”。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館”著稱。這座康公館的門牌原是地字34 號(后改編為192號和194號)，筑有兩幢西式樓房。1926年3月，康有為就在這臨街的一幢二層樓內，開辦了“天游學院”。　　

　　1927年康有為去世后，“天游學院”隨即停辦。然而“游存廬”還“存”了3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繼承人為償還債務，被迫將“游存廬”出售給浙江興業銀行。該行將原有園林拆除，利用這10畝地皮，改建為“弄堂式”的居民樓房40多棟，名為“愚園新村”，迄今尚存。

　　據史料稱，康有為購置過三處別墅。杭州的“一天園”是他最花費心思的一座別墅。一天園建筑耗時4年，工程劃分了11期完成。康有為關于一天園的記述甚多，在《一天園記》和《一天園詩十章》中，都可窺探到康有為晚年沉醉于自然景色和花樹竹木之中，頗有“天游化人”的心境。

　　上海瑩園是康有為晚年修建的第二處別墅，1922年落成。此園地處上海楊樹浦，臨吳淞江，可遠眺日出東海，偶見海市蜃樓。瑩園的建筑比較簡單，康有為曾有《新筑別墅于楊樹浦臨吳淞江作》一詩。這座別墅筑成僅一年多時間，就轉售給日本人。

　　青島“天游園”是康有為晚年生活中的第三處別墅，地址在青島福山路6號。這里原是戊戌變法前德國在青島設租界時建筑的提督署，當地稱之為“提督樓”。該樓筑于信號山坡，屋雖小而園甚大，望海綠波，盛暑不熱，是個好去處。1923年康有為游青島，當時青島市長趙琪(軍閥張宗昌的部屬)招待康有為住入提督樓。康有為看上了這個好去處，就決定租賃。過了一年多康有為將這座樓又買了下來，改名“天游園”，此后每年夏天率親屬子女來青島避暑。

　　龐大開支依仗頗多進項

　　有人從康氏家族龐大的日常開支推測出，康有為的各種收入每年要超過2萬銀圓(大約折合人民幣80萬元左右)，因為只有如此收入才能養得起他的大家庭，以支付各種日常消費生活。

　　康有為的家庭龐大，家中成員龐雜，除了原配夫人張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還有5位妻妾和6個未婚子女，日常侍候這些老爺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多個女仆、30多個男仆、廚師等雇員。另外，據說康家還雇有兩個頭卷白布、滿臉絡腮胡子的印度看門人，看來康家那時排場不小。平日里，來康家的還有川流不息前來寄居的門生故舊和食客，少則十余人，多則三十余人，康有為一概款待如賓，頗有戰國時期孟嘗君“養士”的古風。

　　康公館的生活算得上“鐘鳴鼎食”之家。據媒體報道，康家招待這些成群的賓主，光是消耗大米，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購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車運輸，每月單伙食費就要花費400銀圓以上。雇員每人月薪平均12銀圓，共計每月支付工資500銀圓。康家五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燈，此外還要給女兒每人每月發零用錢5銀圓，兒子每人2銀圓，這些開支每月也得幾百銀圓。

　　再有，康有為不斷與外界聯系，時常“通電”對國事表態，依照當時的費用，據說僅電報費每年可達上千銀圓。再加上婚喪喜慶應酬費等等，總開支平均每月2000銀圓左右。

　　總之，康有為55歲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間，每年花費不下兩萬銀圓，大約折合人民幣80萬元左右。

　　康公館這樣浩大的日常開支，再加上置辦別墅頤養生年的耗費，單是靠康有為買賣房屋賺取差額，也肯定是窘迫難言的。有出必有進，錢從哪里來？據史料記載，康有為經常會得到憲政黨的供給。康有為長期是憲政黨的黨魁，接受憲政黨供給的生活費。有次保皇會在海外募得基金100萬美元，曾以10萬美元給康有為作游歷各國“考察政治”之用，他以此款購買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康有為曾以這些古物開過展覽會，也出售一部分彌補生活費用。至于大軍閥、大官僚對康有為“饋贈”金銀，賬目則無從統計。例如，康有為在青島去世時，山東軍閥張宗昌就送來3000銀圓(有人說是3萬銀圓)。

　　賣文售字斂財有道

　　康有為的書法曾被稱道一時，雖然現在有些輿論大肆批判康有為的書法，但在那時康的書法是他下蛋的“金母雞”之一。

　　據傳，曾經還有人專門假冒康有為的字跡賣錢，無錫富豪榮德生就曾經上過當。榮德生為自己在太湖邊的別墅“梅園”托人向康有為求字，付以潤筆費500銀圓。后來康有為親臨梅園，陡然發現這不是自己的手筆，就說：“我沒有寫過這個匾。”主人尷尬愕然，當場又以潤筆費500銀圓，請康有為揮毫賜墨寶，替換原有的贗品。一刻工夫，500銀圓入懷。

　　據說康有為書法的價格(雅稱為“潤格”)大致為：“中堂七尺者三十圓(銀圓)，每減一尺減二圓，每加一尺加二圓；小橫額三尺內二十圓。磨墨費加一(圓)。”至于為廳堂樓閣題寫“匾額”，價格就更高了。當時的官僚、地主、軍閥、富商，附庸風雅，趨之若鶩，紛紛收藏康有為的字書，據說此項收入每月就在1000銀圓左右，合人民幣四五萬元。康有為還在報刊上登載賣字潤格廣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書店放置“康南海先生鬻書潤例告白”，中堂、楹聯、條幅、橫額、碑文雜體，有求必應，無所不寫。

　　康有為晚年十分迷信風水，熱衷于扶乩問卜，他購地建屋、修墓時，都會因風水而動。1916年起，康有為幾次去江蘇茅山，看到幾處地方風水很好，購了幾百畝山地，作為母親勞連枝、弟弟康廣仁及三太太何旃理的墓地。在墓地之外，他在茅山句容縣(現為居容市)還看好一處風水寶地，于是開辟了一個農場。可是他辦的茅山述農公司(取其祖父號述之的“述”，取其父親號少農之“農”)并沒因了風水而沾上財氣，最后以失敗告終。看來當投資是理性活動時，風險和收益才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