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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繼美洲銀行入股建設銀行后新加坡的投資集團淡馬錫又購得建行5.1%左右的股權。同時有消息稱，瑞銀與中國銀行與正在商談戰略合作的事宜；與此同時，摩根大通、花旗等歐美大行也在與中行就入股合作進行緊密的上商討；中國工商銀行也在與一些外資金融機構就入股事宜進行密切聯系。一時間，外國金融機構入股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入了高密度期。
隨著外資金融機構2005年首次入股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及此前外資對股份制商業銀行（1996年亞行入股光大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入股，這就意味著9年后，外資對我國銀行業全方位、多層次參與的態勢。而外資在銀行業的逐步深入與擴大，這對我國的銀行業監管同時提出了更為嚴峻的考驗。
三個層次全面進入中國銀行業
從我國商業銀行業的整體布局來看，分為三個層次：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龍頭的全國性商業銀行，以股份制商業銀行（11家左右）為中間層次的跨區域銀行，以城市商業銀行（112家）為第三梯隊的區域性銀行。應該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跨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城市商業銀行基本覆蓋了各個層面的客戶。
在美洲銀行入股建行后，外資對中國銀行業的參與也已經覆蓋了這三個層面。
1996年亞洲銀行入股光大銀行，拉開了外資入股我國銀行業的大幕。
由于當時中國尚無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時間表，外資的進入仍然采用特批方式。外資知道市場巨大，但是無法知道中國的市場以及日后中國的金融會是個什么狀況，所以這時沒有任何商業合作的談判，僅有少數非盈利性的國際金融機構在探路。
2003年1月，經過一年多的談判，花旗集團正式入股上海浦東發展銀行5%。2004年1月，香港恒生銀行入股興業銀行，6月匯豐入股交通銀行。2004年年底，渣打銀行宣布已與天津第一家民營股份制銀行渤海銀行達成入股協議，渣打將通過購買渤海銀行19.99%的股權成為該行第二大股東。
從入股已經成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到入股尚在籌備中股份制銀行，幾乎在所有的股份制銀行中都看得到外資的身影。
1999年國際金融公司(簡稱IFC)入股當時的上海商業銀行（現稱上海銀行）。2001年ADB入股南京商業銀行，2002年加拿大豐業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入股西安市商業銀行。2005年3月，荷蘭最大的銀行荷蘭商業銀行會同IFC對北京銀行（原名北京商業銀行）購入后者接近25%比例股權。4月，澳大利亞最大的零售銀行澳大利亞聯邦銀行也以大約8000萬美元的價格購入杭州城市商業銀行19.9%股權。
外資金融機構在2005年將達到一個高潮，據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介紹，今年年底，將還有一批外資入股城市商業銀行的申請得到批準。ＩＦＣ、匯豐銀行、加拿大豐業銀行、摩根史丹利、花旗銀行、新加坡華僑銀行、德國Ｄ．Ｅ．Ｇ投資集團、荷蘭銀行都在積極參股以城市商業銀行為代表的中國中小銀行。外資布局中國瞄準參股城市商業銀行正在成為一個趨勢。
而在美洲銀行和淡馬錫先后入股建行后，外資也就完成了對我國銀行業三個層次的全面參股。
全方位參與銀行經營與管理
由于我國管理層對于外資入股金融，尤其是銀行這個核心部門，出于國家金融安全的考慮，對于外資的介入還是謹小慎微；同時外資對中國在金融業方面的政策取向也無法預測；因此，少數外資金融機構只能淺淺涉水中國銀行業，持觀望態度。入股的亞行與匯豐畢竟因為股權份額太少，并沒有參與到銀行的經營與管理上來，只能擔當戰略投資者的角色。1996年亞行入股光大銀行，2001匯豐銀行入股上海銀行，就是如此。
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承諾金融業開放的時間表：從2002年到2007年為五年過渡期。而且，管理層在產權改革的基本戰略下，也意識到引進外資是產權改革的題中之意。外國的金融機構對此是深若洞悉，通過入股獲得國內銀行的網絡，對外資銀行是最具誘惑的。因此，2002年開始，外資金融機構申請入股中國銀行的請求迅速增加，同時其參股的步伐也迅速加快。此時的外資都不再是簡單的戰略投資者角色，而是在業務上展開合作，并且派出自己的人員參加入股銀行的管理層。
2002年9月9日，加拿大豐業銀行、國際金融公司與西安市商業銀行進行股權投資一事共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2003年9月19日，花旗銀行持有浦發銀行，花旗集團與浦發行的合作首先從信用卡業務開始；2003年12月17日，興業銀行與香港恒生銀行、IFC、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資有限公司正式簽訂投資入股協議。恒生入股興業后立即開展信用卡業務的合作。
2004年6月匯豐入股交通銀行。據交通銀行行長張建國介紹，按協議要求，雙方約定在新產品開發，風險控制、IT系統方面進行合作。另外，在私金業務和公司業務等方面雙方也會進一步加強合作。匯豐方面則透露，將派員到董事會任職，并將與交行在內地信用卡業務上進行策略性合作。
2005年6月美洲銀行的入股建設銀行。據介紹，雙方還將在一系列的業務領域進行全面合作。美洲銀行將在公司治理、風險控制、IT、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零售銀行、資金業務等一系列領域向建行提供技術援助。引人關注的是，美洲銀行將提名一名董事進入建行的董事會。該名董事將參加董事會下屬的專門委員會，參與公司治理。
2004年12月，深圳發展銀行新董事會誕生，其中至少五人具有新東家新橋集團的背景。新任董事長是在中國銀行業享有盛名的摩根士丹利資產服務咨詢(中國)有限公司主席藍德彰（JohnLanglois）。這是外資首次控股中國的商業銀行，而且還是控股一家上市的全國股份制銀行。
外資金融機構與中資銀行合作從具體的銀行卡業務合作，散及到技術援助和人員培訓方面，再到派出人員到合作的中資銀行里任董事或某項業務的經理，最終新橋在深發展里上升到第一股東，并派員擔任董事長，完成控股深發展。
監管面對更多挑戰
伴隨外資金融機構多層次、全方位的進入，是監管層面思想和理念的變化以及對其監管能力的考驗,。
銀監會2003年4月成立后，將外資視為提升中資銀行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業務經營能力的積極力量。2003年8月25日，中國銀監會首次召開“在華外資銀行負責人會議”，劉明康表示，將鼓勵外資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或股權投資者參股中資銀行。
2003年12月，銀監會出臺《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該辦法對外資投資入股金融機構的資質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稱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向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對非上市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不能達到或超過25%，否則按外資金融機構監管。
在銀行股權的進一步放開方面，既有管理層的突破也有顧慮。就是如何在進一步放開的同時，即外資金融機構的入股]在夠確實提高我國銀行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業務經營能力，又不至于因為股權的擴大，而使得我國的金融命脈受到任何威脅。這就需要銀監局有高高超的技巧與智慧。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一家外資銀行在華只能參股兩家銀行。顯然管理層對外資進入金融業仍然保持警惕。這在交通銀行改制的案例上更加明顯，雖然匯豐以高達18億美金入股，但財政部仍然追加投資，維持其第一大股東地位。
新橋入股深發展卻是一個例外。或許，正如有關的觀察人士所評論的，新橋入股深發展不排除監管當局是把深發展作為一個利用外資來徹底改造商業銀行的試驗。
有銀行監管官員沉思后發問：“對中國的金融體系而言，金融機構的所有者、所有制、控股權重要，還是健康有效、能控制、分散風險支持經濟發展的目的更重要？”。
“引進外國金融機構，能否真正有效幫助中國銀行提高經營水平、防范風險能力？也應該在目的與手段上做進一步深入的思考。”（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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