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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上一個世紀，而是迄今為止的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均堪稱最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之一。戰爭共席卷了全球84個國家和地區，軍民傷亡1.6億多人，軍費消耗13000億美元，物資損失42700億美元，精神創傷難用數字顯示。
空前暴烈的一戰結束之后僅僅20年，世界就再次發生了與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更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概因于一戰結束時英法領導人低下、墮落的外交素質所一手造
成的拙劣的國際安排。而二戰結束迄今一個甲子，兩極對抗幾近半個世紀，美蘇數次劍拔弩張，局部地區沖突仍頻，世界卻再無類似全球性戰爭。除了因為破壞性空前強烈的核武器的發明加大了核武器掌控者的傷亡預期之外，戰后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及其由此導致的國家之間相互依存度增大、經典國際關系時期的軍事領土擴張漸次為經濟上的互利互往、和平發展所代替亦成為主因之一部分。伴隨著戰后國際道義倫理發展的是全球化與全球經濟的發展，伴隨著民族主義國家增生的是經濟成為主要國家利益之后的國家財富增生。
而在體系之下的國家層次上，在世界政治強權競逐的無情的、永恒的鐵律支配下，各個國家的國情國力此消彼長，國際政治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因各國在戰后60年的經濟發展狀況各異而進行重新分配。美國依然是世界經濟的領導者，但也正如薩繆爾森所說，美國已不再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國際經濟規則的塑造者和霸權國；中國在一場舉世矚目、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改革開放政策導引下正步伐堅定地走向世界經濟的中心舞臺；兩個俄羅斯，蘇聯和蘇聯解體后的新俄羅斯聯邦，不停地探索著如何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德國放棄了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威廉二世的“陽光下的地盤”、希特勒的“生存空間”等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把戰略目標集中在發展經濟上，“適應社會的自由市場經濟”成就斐然；法國不再把德國視為世紀敵人，轉而與德國攜手促成了歐洲共同市場、歐共體、歐盟這一連串歐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制度設計；機會主義者日本享盡戰后“和平紅利”和霸權國美國提供的“公共產品”，亞洲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和地緣政治沖突所帶來的數次“戰爭景氣”使日本晉身為世界經濟主要大國之一；昔日霸主英國總是放不下帝國心態，面對蓬勃發展的歐洲統一趨勢和日益全球化的國際經濟，反應遲緩，眼睜睜地看著本國的經濟增長和財富日益落到日本和其他歐洲大國的后面。
從本期即本周歐洲開始大規模地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開始，至9月份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為止，本刊將在陸續刊出總結戰后60年塑造國際體系的七個大國的經濟、財富發展模式與得失的五篇文章，希望從這一角度去接近國際經濟史變遷和國家發展大戰略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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