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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個笑話，說一個徒弟即將出師，被師父問及將來如何謀生時，該生答曰：開一間帽子鋪，逢人便送高帽。師怒：做人要厚道，怎么能如此無原則地吹噓別人？學生諾諾：天下人都如吾師這般正直，民風何愁不正，高帽子哪里還能大行其道？師父滿意而回。學生掉轉臉道：開張了，已經送出去一頂。要說賣帽子有什么學問，賣得俏，必須有一個原則，那就是要讓對方覺得這帽子合適他。我當然不想“探討”送高帽也即吹噓拍馬之“道”。不過引申開去，侃侃“頭銜”問題而已。要說墻倒了砸傷一片，十個有九個是經理，恐怕沒
人會覺得夸張。
這是“頭銜”的一種。另一種“頭銜”，翻開書刊，它自己會找上你，數一數，在作者名字出現之前，有多少關于他的身份、地位的描述？帶有褒揚之意的，罕見的時候真有人拿它當回事，一旦用濫了，“著名”滿天飛，遍地都是“家”，頭銜本身也就掉了價。
假作真時真亦假。
外國人喜歡弄排名，比財富，比魅力，比美比丑比搞怪，不一而足。外國人弄的排名比較直觀，少有叫人費解的噱頭。公允與否，我的“秘密武器”是——比較判斷。
《五十位經濟學家》是這樣一本排“著名”經濟學家座次的書。英文版序言中作者很誠實地說：“選擇將哪五十位經濟學家納入本書成了一個令人頭疼的難題。雖然前四十位左右相對較容易抉擇(天知道他怎么那么有把握的)，接下來卻越來越困難……我決策的基本方針是衡量每位經濟學家創立的思想的影響力以及他們的整體貢獻的廣度，當然還有歷史的評價如何。在考慮后者時，我的指導方針是，歷史如何看待這些過去的和現在的經濟學家的貢獻，以及我認為歷史在將來可能會如何評判他們的思想。”此書的編排，類似于簡明詞典，每位經濟學家單列一條，正文類似于詞典的詞條釋文，文后還附有與該傳主有關的作品、評論的英文索引。正是這樣的安排，方便了我對此書作比較判斷。有一本書名很接近的Ten Great Economists(中譯名《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剛好可以拿來對比。
先看傳主——本書始自托馬斯·孟(1571- 1641)(夠古老的)，對威廉·配第、亞當·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等沒有專業背景也不陌生的前人都有涉及，對近年風頭正勁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諾獎得主、依然健在的盧卡斯、阿馬蒂亞·森等，也給予充分關注。其傳主的范圍，顯然比它的“前輩”《從馬克思到凱恩斯》(該書的作者熊彼特已經作古，并且成了本書的傳主)要廣得多。
但對比兩者的目錄，在可比的范圍之內，后者關注的經濟學家基本也是本書的傳主，有趣的是，在參考書目中，后者赫然列于其上，且傳主的主要作品均在引述其學術觀點時加以列示。
再看兩書對同一傳主的評價。兩者的論述角度、語言風格截然不同，評價也各有側重。
這就使讀者能由不同的側面了解重要經濟學家的學術成就、理論建樹，兩相對照，其樂無窮。例如對龐巴維克，《從馬克思到凱恩斯》一書中贊譽有加，而在《五十位經濟學家》中，語氣則中性和緩得多，誠如作者所言：熊彼特作為龐巴維克的學生，難免過譽；他人對其或有批評，也是正常的。
或許沒有師承關系，評述反倒更客觀些，也未可知。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是它的“前輩”無法比擬的：語言。不同于熊彼特的艱澀，普雷斯曼即使是在簡述傳主的學術思想時，也盡可能地采用通俗的語言(但并非拋棄術語，因為那正是傳主受到關注的學術成就)，把道理說清。這是我能讀完它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試圖在閱讀中列出五十位經濟學家的準確排名來，結果卻是徒勞的。大概作者已經認識到，時代背景懸殊的五十位經濟學家之所以能歸入同一本書，是由于他們是各自時代經濟學領域中的帶頭人，縱向地看，他們的思想或許能形成清晰的發展脈絡，但一個鏈條上的不同環節，是不好比較優劣高下的。
于是，在書中，我發現了形式各樣的“帽子”，比如：××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如威廉·配第)、××理論的重要先驅之一(如約翰·洛克)、第一位真正的經濟學家(坎蒂隆)……
通過對傳主事跡的閱讀以及相關資料的印證，上述評價基本公允。
不明確排名原非不愿排名，而是出于謹慎的寫作原則。如果有人問，這五十頂“帽子”如何？我會告訴他：剛好合適。
賣“帽子”的學問就在這里。高明的裁縫，不僅是讓戴帽子的人心里滿足，更要讓旁觀的人眼里舒服。否則，“帽子”要么積壓，要么就得白送到底了，窮的還是窮，只是又搭上了開帽子鋪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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