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企業家們的紅樓殘夢

　　近年來，《紅樓夢》與《韋爾奇自傳》一樣逐漸引起管理界的重視。

　　王熙鳳英美派的利潤文化

　　應該說，在處理寧國府內部事務時，王最出色地表現了她的管理才能。

　　首先，王對寧國府做了一次內部摸底。她發現寧國府這臺機器存有5大弊病:“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列專管，臨期推諉；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管束，無臉者不能上進。”

　　既然是國企通常的五大弊病，王決定采用鐵腕政策。王開始制定規則，定崗定編、強化監管，立即收到了效果，寧國府的內部環境也迅速改變了。然而，同樣是這個王，在給賈母理喪時卻出乎意料地不順暢。既調不動人，也調不動錢，只得哀求眾人。

　　究其根源，王在管理寧國府時威重令行，而給賈母理喪時卻聲名掃地、指揮失靈，是因為王的權威主要依靠賈母這老董事長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的權威便馬上土崩瓦解。而且王任職期間肆無忌憚地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盤剝眾人，在賈府上下積怨極深，毫無人緣。

　　通讀《紅樓夢》，可以發現王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的權威，王僅僅是董事會依照自己的喜好任命的一個行政總裁，有的僅僅是董事會賦予她的一時的權勢而已。靠山一倒，便寸步難行，這些都于她的管理才能無關。

　　王的管理哲學在一定程度上頗似盎格魯·薩克遜模式(英美模式)——其表征行為就是股東利益至上。股東利益優于雇員利益。對于股東而言，公司被認為主要是專門通過投資為其謀取利潤和使其資本增值的工具； 對公司雇員而言，公司不是為其謀取福利的福利機構。在以賈母(董事長)為中心的王眼里看來，公司資產和股東價值在公司中是占主導地位的，財產權優先于其他任何權利。這種公司需要的環境就是“股票資本主義”環境，其企業文化就是“利益文化”、“利潤文化”，還有“股票文化”。

　　賈探春德日派的萊茵體系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完整地描繪了發生在大觀園里的經濟改革故事，并塑造了與王完全不同的管理者賈探春和薛寶釵。

　　為了克服賈府的經濟危機，賈憑借自己對當時正處于萌芽狀態的市場經濟的敏感，大膽地推出了一個全新的改革舉措:采用公開競標的方式，把大觀園分包給園中的老媽子們。這樣一來，一個消費性的大觀園就被改造成了一個生產性的包產到戶的種植園，捉襟見肘的賈府經濟也因此找到了一個新的增長點。

　　對于賈的經濟改革，薛予以形式上的支持，而在指導思想上，兩人卻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賈對她的改革相當自負，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如下口號:“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窮堯舜之辭，背孔孟之道。”在她眼里看來，既然經濟改革的目的在“利”，那么打出“背孔孟之道”的旗號就是順理成章的。對此，薛寶釵則尖銳地指出:“你(賈探春)才辦了兩天的事，就利欲熏心。”

　　薛實質上希望以孔子的“義利觀”來作為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而否定單純的商業利益，以防止改革中出現一些她不希望看到的事，比如世風日下、物欲橫流、人心不古。僅以此而言，薛的思想無疑是理想化的烏托邦。即便放到今天，這樣的否定依舊被人們證明是癡人的一廂情愿罷了。

　　盡管賈塑造的核心

　　從職位上講，賈是大觀園物業公司總經理，而薛不過是一個未被官方承認的私人顧問兼業主，而薛對承包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著自己的考慮:能夠直接承包并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心里仍是不服。如果不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遭遇種種意想不到的挫折，但薛也僅限于給出一個建議:承包者年終時拿出若干吊錢來分給也在園中辛苦的老媽子們，讓她們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

　　薛這一越權的決定，不僅兼顧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也為承包者的經營提供了新的保障。

　　賈與薛這對組合代表的是萊茵體系，或說是日德模式。與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相反，該體系是非“金融化”與非“股票化”的典范，其企業文化核心內容是“造物文化”。

　　在這個體系內，以日本為例，其對員工的終生雇傭制、客戶關系中的關聯交易、非競爭性合作、政府的經濟干預作用這4個特征被英國LSE(經濟運作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羅納德-P-多爾教授概括為“一個長期承諾的社會”。該體系內企業建立在雙重理念之上:企業效率標準不僅看它給予資本所有者的回報，更重要的還要看它給予消費者、地方和國家的回報，更重要的是給予雇員的回報。由此而形成的團隊實體，其精神凝聚力遠非依靠合同雇傭勞動的臨時集合體可比擬。

　　日德模式所代表的福利資本主義，也可以看作是雇員至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它和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的股票資本主義相比，是明顯不同的。

　　說到底，無論是賈、薛，還是王，當然不具備現代經濟學的知識與意識，但對今天的企業管理者來說，對比這幾位女性的管理哲學無疑是清朝MBA課堂絕佳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