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小平　

　　進入2008年，中國保險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復雜形勢。

　　上半年保費增幅創歷史新高，國內前幾大保險集團將保費高增長勢頭延續至今。1至9月，保險業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7939.6億元，同比增長49%；而同時，支撐行業發展的另一只“輪子”———保險投資收益受資本市場拖累大幅縮水，今年前三季度,保險資金運用平均收益率為2.1%,尚不及去年同期的1/5。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蔓延，全球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瀕臨破產邊緣，重創了長久以來人們對保險業常勝不敗的信心。中國人保、中國平安、中國太保三季報的虧損，中國人壽利潤的下滑，更讓人們感受到行業發展的陣陣“寒氣”，由此，保險業“過冬”呼聲響起。

　　我們該如何判斷中國保險業下一步發展走勢？日前，記者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保險系主任，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孫祁祥教授就保險業未來何去何從、保險投資渠道放開、新醫改方案中健康險定位等保險業熱點問題進行了對話。孫祁祥教授依然看好未來保險業發展。她提出：五大因素將支撐中國保險業繼續呈現增長的態勢。

　　投資收益喪失并非等同于保險業快速發展的停滯

　　記者：目前，經濟形勢的嚴峻使得保險業發展中結構的不合理問題更加凸顯；而作為保險業發展的重要風向標，保險投資收益下降，又使保險業必須承受資本市場波動的考驗。因此，有些人對保險業未來發展表示擔憂，那么保險業發展的快車時代是否真得結束了？

　　孫祁祥：我個人認為不會。2007年資本市場發展好，投資收益提升比較塊。但從保險公司來說，保險投資的本源———保險資金是從保費來的。舉例說，如果一個保險公司險種結構大部分是傳統保險，另一個保險公司主要經營投連險。由于投連險資金規模大，保費進來后把資金拿到資本市場投資運作，該公司成長性在這一階段肯定好，但快的主要原因在資本市場，它獲得的是投資收益，很難說是本源業務在發展。

　　因此，當我們分析市場時，把2007年至2008年保險業的發展看成是正常發展是不準確的。回顧一下上世紀80年代至今，保險投資收益大幅度增長只是出現在去年達到10％至12％，而過去這么多年投資收益平均為3％至4％，但保險業平均增長卻在30％左右，發展非常快。因此將投資收益的喪失等同于保險業快速發展的停滯，是使用了錯誤的分析數據得出的錯誤結論。僅僅依據資本市場不好，導致保險公司投資收益下降的情況，就預言保險業快速發展時代的結束，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實際上，支撐保險市場發展的要素并沒有改變。

　　五大因素支撐保險業快速發展

　　記者：您認為支撐保險業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孫祁祥：主要有五大因素。一是我國經濟仍將持續高速發展。國際經驗表明，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保險業與經濟的發展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經濟越發展，保險業就越發展。二是政策性因素。在中國，政府作用強于其他國家。而從基本面來說，政策的信號非常明確，黨中央、國務院的很多文件中都反映出，國家發展商業保險的立場是堅定的，這條路將持續走下去。三是所有制因素。商業保險的發展與所有制有很大關系。隨著中國居民私人財產的增加、特別是像住房、汽車等私人財產的增加，對財產保障的需求也會越來越大。同時，個人的金融資產不斷增加，就有了金融資產保值、增值的需要，就需要進行金融資產投資組合。在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一般百姓的金融資產中，保險資產占30％左右，銀行儲蓄占30％，其他投資占30％左右。而我國，保險資產比例非常小，這個差距表明對保險的需求還是很大的。四是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持續。伴隨著這樣一個進程，到城里來的農民，脫離了土地保障，必然尋求貨幣保障，意外險、健康保險、壽險業發展都會有很大的需求。國外的經驗表明，其壽險大發展時期均發生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階段。五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不變。我曾經提出，在發生大災之后，主要是依靠財政手段還是保險手段來幫助恢復經濟，實際上可以看出一個經濟的特質：前者還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經濟，或者說計劃經濟，后者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既定的，因此，發展和完善內生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元素之一———保險制度就是題中應有之意義。由此可見，不管從那個角度說，保險業賴以增長的支撐因素依然存在，未來保險還是機遇很大、機會很多的市場，關鍵是保險業如何創新以設計出更多的新產品來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還有一個佐證，衡量是否是新興市場的很重要的指標，是看游資。多年以來，外資、民間資本一直對中國保險業保持強勁信心，這也是證明保險業發展的基礎，承襲增長的因素還是存在的。

　　當然，在樹立對保險市場發展前景信心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前些年提出的制約保險市場發展的幾大“陷阱”還仍舊存在。具體來說，就是“投資陷阱”、“人才陷阱”和“制度陷阱”，如果不能跨越這些“陷阱”，則會形成保險業的“發展悖論”，即發展速度越快，風險將會越大。另外，保險業在過去20多年的增長中，還是過分強調發展速度。但同時，我也強調，不能因為說出現金融危機了，保險公司就不能做投資業務了，投資還是保險業發展的生命線。不過，保險業畢竟是以主營業務為基礎做投資，必須以主營業務作為投資的支撐條件。

　　放開保險投資渠道應與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結合起來

　　記者：日前，國務院已經批準保險公司投資未上市公司的股權，保監會正在制定有關的試點規則；同時，正在修改的《保險法》可能會允許保險公司投資不動產。您認為，保險投資渠道的再放開是否會很快帶來保險公司未來投資收益提升？

　　孫祁祥：從上世紀90年中期，保險投資渠道經歷了多次放開。目前，國外保險公司能投資的渠道可以說中國基本上都放開了。但保險公司投資與其他投資不一樣，絕對是安全性第一。從保險監管來說，放開渠道，就給保險公司一個選擇權；因為對保險公司來說，這是一個機遇，當險企有機會賺錢的時候，不能因為監管部門沒有放開渠道，而使其喪失獲取收益的機會，使經營受到損失。但同時，監管機構必須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它需要根據投資環境、保險公司經營能力、償付能力等狀況設定一個投資比例，這是必要的監管措施。如果保險公司治理機構非常好，具有非常強的風險控制能力，是一個真正對股東、保民負責的企業，在多條渠道放開后，它也會根據自身實力和市場變化情況，在眾多投資渠道中選擇對企業來說安全性最好的渠道組合，而不是像賭博一樣，選擇“撞對了”對自己來說是高收益，失敗了最后則由監管部門、財政兜底的投資組合。

　　對保險公司投資收益的影響，要看公司未來發展的戰略模式。如果政策、機會對所有公司是一樣的，抓住國家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在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情況下，保險資金進入到基礎設施行業，分享投資的成果，從積極意義上說，沒有問題。但我看國外保險公司資產負債表，比如像美國，它的投資渠道是比較寬的，但保險公司投資的70％左右是債權投資，股票占比非常小，一般賬戶的股票投資只占到6%至7％，平均在10％以下。雖然在它的特殊賬戶中，股票投資可以占到80％至100％，但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投連險至今，投連險的比重還是相對比較小的，大部分是定期壽險，這樣的險種結構反映出美國保險行業主業定位相對比較清晰。因此，放開保險業投資渠道，對公司提升投資收益來說是積極信號，但對監管部門來說，放開渠道、控制比例、加強監管防范風險，應有機結合起來。

　　解決醫患保三者博弈關系還需進一步探索

　　記者：不久前，國家發改委就深化醫改公開征求意見，保險業界對新醫改方案中商業健康險定位不明頗有微辭。您作為北京大學醫改方案課題組成員之一，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孫祁祥：我認為商業健康險在醫改中應該占有一定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當時在進行北京大學醫改方案課題研究時，我們小組在討論時提出，中國醫療體制完全由政府主導，實行全民醫保，國家財力不容許。因此，應當像解決養老保障問題一樣：基本保障應該由政府來承擔；超出基本保障的部分，由商業保險來補充。在之后的研究中，我們提出了全民醫保三支柱框架的改革思路和建議。但從目前健康保險的實踐來看，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如何解決醫療機構、患者和保險公司三者博弈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處理不好，道德風險很大，保險公司吃虧，它就不愿意做了。目前我國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如果對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保險進行公眾調查，醫療健康保險總是處于第一、第二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其需求空間很大；但從供給方來說，保險公司則非常謹慎。我經常講保險的特殊性。按照經濟學講的供求規律，某種產品如果需求大，價格就會上去，由此吸引更多的產品供給者進入該領域，產品供給多了，價格自然就下來了。但保險不一樣，對某一險種越有需求，說明損失概率大，供給者可能面臨的經營風險就越大。也就是說，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保險公司賣出的保單越多，賠付就會越高，這就是保險業中的供求背離現象，它是投保人“逆選擇”的結果。因此我認為，第一要肯定在我國醫療保障體系、醫改方案中必須強調商業保險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對完善體系有重要的作用；第二要承認當前保險業發展程度、風險控制、專業化服務水平比較低，包括醫院、患者、數據，IT系統、專業人員配備等有很多尚未解決的問題，這需要包括保險業在內的全社會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