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財政支出很大，如政府要進行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大量的公務消費等等。實行低保的資金完全可以從這里面來，實行低保本身對政府的支出也是一個約束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賀振華

　　目前，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方式是“調高，擴中，保低”，但是，“保低”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城市居民而言的，農村居民顯然未包括在其中。問題恰恰就出現在這里：眾所周知，農村居民的收入比城市居民的收入更低，為什么保城市居民而不保農民呢？我認為，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對于農村居民而言，土地就是一項重要的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資產，只要有足夠的土地，農民就能獲得一個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第二，資金來源問題，農村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70％，即便是保城市居民，很多地區的財政仍然很緊張，更何況人口如此龐大的農村人口？第三，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低保政策如何兼顧這一點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另外，低保制度所導致“反激勵”效應也可能在農村擴散，尤其是在自然災害比較頻繁或者自然環境比較惡劣的情況下。

　　“保低”應與“調高”結合，我國目前的“調高”還很不到位，如沒有解決個別行業的高收入問題，沒有完整的個稅征集制度等，如果建立起了良好的“調高”制度，保低的資金就能夠輕易解決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尤其是很多城市周邊地區，由于政府大量征地，農民逐步喪失了土地。這些農民陷入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沒有城市戶口，不能獲得社會保障；相應的補貼很少；又沒有很好的工作技能，只能陷入失業狀態。因此，對這部分人的保障顯得日益重要。而且，我國尚有2千多萬人沒有完成脫貧，這些人口絕大部分在農村，盡管我國有專門的扶貧救濟制度，但是扶貧救濟制度目前并不是針對個人的（而是針對縣的，所以才有所謂的貧困縣），這就意味著這部分資金很可能被挪用，并不能形成一個經常性的穩定的制度保障。盡管土地的確能夠作為一項社保資產，但是，需要注意，土地的這一功能是與“養兒防老”相互結合的。由于計劃生育的關系，農村未來的家庭結構必將發生很大的變化，如果一個家庭不能保障有一個強壯的勞動力，土地就不能作為一種很好的社會保障機制。尤其是目前農村內部的土地流轉形式非常嚴峻的情況下，通過把土地當作一項資產出租，從而獲得長期穩定收益更是不可能的。考慮到土地流轉形勢短期內很難好轉，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盡早建立全民低保制度。

　　很多人擔心全民低保制度會面臨很大的資金缺口，尤其是在我國一半以上的鄉鎮都面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事實上，如果僅僅就低保而言，這不會是一個大問題。低保的操作是，如果收入不足最低生活保障線，則政府予以補貼。這個補貼額會有多大呢？有人估計為40元，其實這完全取決于我們怎么制定這個“保障線”，我估計補貼額肯定不止這么多，否則這個低保就沒有什么意思了。農業稅導致很多地區每戶農民可以少交100元以上，還是有很多農民沒有能夠達到最低生活保障，40元的補貼可能也實在太低了點。但是，即便更高的補貼，比如100元，也不會對我國的財政構成很大影響。

　　目前，我國的財政收入總量很大，問題在于支出也很大，比如政府要進行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地方政府），大量的公務消費等等。實行低保的資金完全可以從這里面來，說到底，實行低保本身對政府的支出也是一個約束。另外，“保低”總是與“調高”結合的，世界各國莫不如此，我國目前的“調高”還很不到位，比如沒有解決個別行業的高收入問題，沒有完整的個稅征集制度等等，如果建立起了良好的“調高”制度，保低的資金就能夠輕易解決。

　　但是，對于調節收入差距而言，低保制度本身是遠遠不夠的。低保制度是達到“結果公平”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們知道，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同樣是收入分配的重要環節。由于低保僅能夠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依靠這一收入，只能享受最基本的生存權，而不能獲得足夠的發展權，并不能擺脫貧困的地位。如此一來，低保就是循環的，誰現在享受低保，就可能被迫一直享受低保。那么，如何實現機會公平呢？我認為，對于農村居民而言，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教育和健康。但是，目前的教育成本高昂，上高中沒有數千元根本不可能，上大學更是需要一個農民30年的收入來支撐。而健康支出更是如此，醫療支出對于全國絕大部分人而言都很困難，尤其是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