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責任險模式不清　國務院草案引發大爭論

    本報記者 趙 萍 北京報道

　　2004年5月1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開始施行，其中規定要實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下稱“強制三者險”)制度，并要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自此，業界對強制三者險的期待一直在升溫。

　　今年1月11日，《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草案)》(下稱“《草案》”)終由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并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

　　但這份被寄予厚望的“草案”在此時推出，并沒有帶給業界太多的驚喜，就連此前參與過條例起草的幾家保險公司的人士也覺得有些突然。在諸多質疑之聲的背后，是對條例正式出臺時間的擔憂。

　　統一責任限額成焦點

　　張海波，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車輛保險部個人業務處副處長，多年來一直從事車險工作，曾多次參與《草案》的起草及修改。

　　張海波說，《草案》的起草工作最早源于1999年。當時，由剛剛成立不久的保監會牽頭，主要參與單位除了公安部外，還有四家全國性質的財險公司，分別是人保財險、太平洋保險、平安保險和華泰財險。

　　在聯合交管部門、其他保險公司等機構召開過數次意見征求會后，2002年前后，第一份“強制三者險意見稿”由保監會提交給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從而有了強制三者險的雛形。

　　然而在經歷了部分調整后，整個起草過程突然停放緩了。直到2003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出臺前后，起草工作才又被重新納入工作重點。

　　距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征求意見會是去年12月的一天，當時進一步擴大了征集范圍。上午聽取社會公眾的意見，下午再次專門聽取了來自保險界等專業人士的聲音。討論的內容是去年10月8號的版本。

　　“已經記不清開過多少次征求意見會、修改過多少個版本了，最少也有20稿。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基本上是在10月8號版本，又做了若干修改后的版本�！睆埡２ㄕf。

　　算來，這部條例的起草前后已經歷時五六年的時間，究竟是什么焦點問題使得草案如此難產？

　　“爭議比較大的主要是強制三者險的保障功能和保障范圍�！睆埡２ǚQ。

　　草案第二十二條規定，強制保險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統一的責任限額，在強制保險責任限額內優先對人身傷亡進行賠償。強制保險責任限額由保監會會同國務院公安部門、國務院農業主管部門規定。

　　責任限額，是保險公司在事故中賠償的上限，實際統一的責任限額，主要是出于公平性的考慮。而正是這個“統一的責任限額”引發了最初的爭議，有關方面各執一詞。

　　公安部門希望限額定得高一點，更好地保障受害人的利益，緩解矛盾。而保監會和保險公司更傾向于提供基本保障。理由是，限額過高，保險責任增加，保費就要上調；另外，如果法定保險的限額過高會擠壓商業責任險的生存空間，這是保險業界不愿看到的。

　　“因此，目前只能立足于基本保障�！被�于這樣的考慮，張海波認為，強制三者險的責任限額應該定在4萬-5萬之間比較合理。

　　但首都經貿大學保險系講師朱俊生則認為，限額應以10萬元為基準，至少要接近10萬元。他說，雖然社會上對于《道路交通安全法》采用“無過錯責任”的爭論此起彼伏，尚存變數，但是，目前制定的條例必須要依據該法來制定。因此，在考慮了負擔無過錯責任的前提下，責任限額過低，無疑會增加社會救助基金的支付壓力，基金的主要來源也是保費，最后的結果是一樣的。

　　模式不清的尷尬

　　“按照《草案》第六條的解釋，各家保險公司不同的保單要送到保監會審批。但事實上，在責任限額統一的前提下，各家公司的費率是無法形成差異化的。”北京一家財險公司車險部負責人說，如此看來，這兩條規定是相互矛盾的。

　　張海波也表示，“模式不清”是《草案》的一處硬傷。國外較為普遍的模式有兩種，以日本和美國為代表。

　　如果政府統一費率，保險公司就不必為盈虧負主要責任，而由政府幫助保險公司承擔或化解這一風險。當時日本的強制保險采取統一費率，政府為保險公司提供60%的再保險，換句話說，保險公司只需承擔40%的風險。并伴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以減少保險公司的風險。這是政策性極強的一種模式，政府的介入力度比較大。

　　另外一套體系是采取“強制保險、商業運作”的模式。以美國為例，各家公司的保費可以不同，但自負盈虧，政府只是對條款和費率出臺一個基本的框架，各公司結合自己的情況制定費率，再通過各種資金運用渠道，也能夠實現盈利。

　　“(但是)現在我們的《草案》是想要‘甘蔗兩頭甜’。在‘不盈利、不虧損’的前提下，實行統一責任限額、差別化費率，也沒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政府的支持并不充足，這種模式設計令保險公司無所適從�！鄙鲜鲕囯U部負責人稱。

　　從各家保險公司的初衷來看，大家都希望實行統一費率，主要是考慮維護市場穩定。張海波稱，實行強制三者險能夠挖掘出市場上潛在的投保資源，為保險公司帶來強制險的同時，也會帶來商業險，這才是保險公司的最大動力。如果強制險的費率不同，形成惡性競爭，會擾亂剛剛興起的市場，同時，強制保險的嚴肅性也大打折扣。

　　一位熟悉車險市場的專業人士直言道，監管部門之所以沒有直接訂立統一費率，主要是擔心最后造成全行業虧損的局面。目前，保監會比較傾向確定統一的純風險費率，而放開附加費率部分，由企業根據經營狀況自主決定。

　　然而，如此一來，又引發了后面一條規定難以執行。《草案》第三十八條提出，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規定投保強制保險的，應處依照規定應繳納的保險費的2倍罰款�！叭绻�各家公司保費不同，應該以哪家為準參照執行呢？”上述車險部負責人說。

　　強制三者險費率將上漲

　　“強制三者險出臺后，承擔的風險責任比商業三者險明顯增加，所以費率肯定要上升�！睆埡２ū硎�，“但由于目前的責任范圍尚未最終確定，因此上升的比例也還無法準確估計�！�

　　按照《草案》第二十、二十一條的規定，保險公司在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對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傷亡予以賠償，對財產損失按照過錯比例承擔責任。

　　除此之外，《草案》只規定了救助基金墊付搶救費的天數最長不超過7天，并未說明保險公司墊付搶救費用的具體天數，這使得保險公司的風險可能再次被放大。

　　張海波解釋道，目前的商業三者險只按照事故比例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還有比較多的責任免除條款。而《草案》規定的強制三者險，雖然也有較少范圍內的責任免除，但要求保險公司提前墊付，事后追償�！耙晕覀兊慕涷�，追償的執行力度很差，成本也太高了。”前述車險部負責人說。

　　另外，備受矚目的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下稱“救助基金”)，這次被寫入了《草案》中。它主要用來先行墊付沒有參加強制保險和肇事后逃逸的機動車所導致人身傷亡后，形成的喪葬費用、部分或者全部搶救費用等。

　　而救助基金的來源包括：按照強制保險的保險費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資金；罰款；追償的資金；利息及其他資金。其中，最主要的來源依然還是保費收入。

　　據北京市保監局統計，2003年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約205萬輛，共有113萬輛機動車投保了商業性三者險，投保率約為54%左右，賠款支出約4.5億元。在我國的其他地區，三者險的投保率更低，全國的投保率僅為20%-30%。

　　從只賠償有過錯責任的參保人員，到先行墊付沒有參加強制保險和肇事后逃逸者，強制三者險的保障范圍在原有商業三者險的基礎上被擴大了幾倍。

　　而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實施后，人身損害賠償的范圍和標準都擴大了，北京目前的死亡補償費大概是27萬元，全國平均水平應該在20萬元左右。

　　2003年，全國三者險的保費規模約為200億元，而公安部2003年統計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是10萬人，如果按照每人死亡賠償金20萬元計算，200億元的保費只能賠償死亡人數，而大量受傷人員的賠款、車輛的損失都無暇顧及了。

　　上述車險部負責人稱，按照現行北京市各財險公司的商業三者險費率水平粗略計算，責任限額在5萬元的家庭用小客車，商業三者險的保費在800-900元之間，大型車輛的在1000-2000之間。那么，未來強制三者險的保費究竟有多高，實在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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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爭議

　　在綜合了數位保險公司及保險業內專家的意見后，記者發現，《草案》中尚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朱俊生認為，依照英國的法規，機動車事故受害人是指機動車駕駛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機動車上的乘員。日本以是否具有“他人”性來限定機動車事故受害人的范圍，根據機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的規定，具有“他人”性的受害人可以依責任保險請求賠償。與國外實行汽車強制責任保險的國家相比較，我國對第三人范圍的規定相對狹窄。

　　《草案》第十二條規定，“簽訂強制保險合同時，投保人應當按照約定交付全部或者部分保險費”。“交付部分保險費，可能為今后保險公司開展業務留下一大隱憂�！北本┮患邑旊U公司車險部負責人說。

　　《草案》第三十條提到，對賠償有爭議的，可以依法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里所指“賠償”并未明確為“交通事故中的損害賠償”，還是“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的保險賠償”。

　　據保險公司的人士反映，在第四章罰則中，關于處罰的量化有些不夠科學。對于“拒絕或者拖延承保強制保險的”，由保監會責令改正，并處5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款，似乎處罰過重；而對于“偽造、變造”保險標志的，由公安機關道路交通管理部門予以收繳，扣留該機動車，并處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這個處罰似乎又過輕了。

　　三者商業險如何與強制險銜接，是最后一個引起爭議的話題。目前有兩種意見交鋒比較強烈：一種是如《草案》要求在最短時間內，在全國范圍內全部投保；另一個則是以保險公司為代表的，堅持自然過渡方案。

　　而全國已經購買商業第三者責任險的車輛大致在2000萬輛左右，如按《草案》規定在3個月內集中過渡，困難很大。

　　張海波說，除此之外，強制三者險的順利開展還要依賴于與交管部門進行信息共享和系統對接；依賴于衛生部門制定出標準化的臨床診療手冊、用藥標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