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養老體制改革的最佳時機：人口紅利期

　　來自世界銀行的一份測算顯示，中國養老金體系在未來幾十年中除了短暫的“人口紅利期”略有盈余外，將長期處于赤字狀態。專家提醒，除非中國在這個“人口紅利期”內對養老保險體制進行及時改革并積累足夠的資本，方能應對隨之而來的撫養比例上升帶來的壓力，否則防范與化解養老金危機的機會將轉瞬即逝。

　　經濟學家分析，我國在2009年到2018年處于“人口紅利”階段。所謂“人口紅利”

指的是這一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推行

　　統計顯示，中國15到59歲的職工中有1.96億人參加了各種形式的養老保險計劃，只占勞動力年齡人口的23.5%，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主體仍然是國有企業，而機關事業單位、非公有制企業、城鎮個體經濟組織業主及其從業人員參保率較低。以湖北省為例，有關部門對天門、荊門、咸寧等城市的市直企業參保情況進行抽樣調查發現，養老保險參保戶占當地工商登記戶數不到10%，而全省僅養老保險欠繳保費就達到45億元。

　　即使是在較小的覆蓋范圍之內，研究人員發現，參保企業和個人所承擔的養老保險繳費率高于很多發展中國家如智利，也高于瑞典、美國等發達國家。由于缺少資金積累，當前發放的養老金只能以在職職工繳費來支付，因此不得不維持高繳費率以應付收支壓力。雖然我國規定用人單位應繳納的養老保險繳費率應不超過薪金的20%，個人本身還要再繳納8%。但事實上，多數省份規定的用人單位實際繳納的養老保險繳費率都高于20%。

　　繳費率高對中國這個以勞動力價格低廉著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提高了產品成本，損害了企業競爭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唐均認為，高繳費率提高了參保的“門檻”，使擴大覆蓋面變得緩慢而艱難，尤其是一些年輕職工比重大的非公有制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想方設法逃脫參保。數據顯示，全國自2000年以來，參保人數年平均增長只有4.04%，低于離退休人數6.64%的年增長速度。

　　另一個同樣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或許更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按照1997年以來執行的制度，如果沒有任何財政補貼，即養老體系的赤字完全由當年繳費承擔的話，要使養老金體系達到資金平衡，那么中國的企業和個人需要承擔的費率將達到工資總額的37%。長期依靠高繳費率和財政補貼支付養老金帶來的壓力將使政府和參保者不堪重負。

　　一方面是養老保險覆蓋率低，保障極其有限；另一方面，一些專家更尖銳地指出，現行養老金制度無論在統籌部分還是個人賬戶上都是一個不可持續的財務制度�！皩⒁粋�不具備財務可持續性的制度擴大執行，實質上是將負擔轉嫁給后代，債務包袱越背越重�！币晃谎芯空邔Υ吮硎痉浅�擔憂。

　　曾參與東歐多個國家養老金體系調查的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社會保障專家于小慶認為，現行制度規定的低退休年齡、計發系數不合理等因素造成了養老金體系的精算不平衡，這是造成財務上的不可持續性又一重要因素。

　　中國

　　2002年以來，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相繼開展了養老保險試點工作，為做實個人賬戶邁出了探索性的第一步。不久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消息傳出，從2006年起，個人養老賬戶的規模將由本人繳費工資的11%調整為8%，單位繳費全部納入社會統籌。專家分析，這一行動的主要意義在于嘗試著做實個人賬戶，為制度積累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但許多學者認為，改革養老體制，關鍵還是在于明確政府在養老保險隱性債務方面承擔的責任，以國有資產填補。一方面償還歷史債務，另一方面積累足夠的應急基金以消除中短期經濟、人口的沖擊影響。

　　于小慶則提出，除了解決歷史債務外，必須有一個適當的、有承受能力的、可持續發展和有生命力的改革方案。她認為，無論是采取那種制度，三方面的改革都是要進行的：一是取消所有提前退休的優惠規定，推遲退休年齡，并將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齡統一為65歲。于小慶強調，像幾乎所有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齡的發展中和發達國家一樣，中國退休年齡的提高不必一蹴而就，而是可以在二三十年中逐步完成。二是建立養老金增長的機制，逐步取消目前養老金調整的不確定性，政府可逐步把它與物價指數掛鉤。三是改變按10年計算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方法，以消除平均壽命長于預期壽命所帶來的資金缺口壓力。在這一點上黑龍江和吉林試點已做出了重要的改進。世界銀行測算后認為，這一系列改革將使維持體制收支平衡所需的繳費率降低約25%。

　　由于當前個人賬戶積累額還相對較小，已經實際領取了個人賬戶養老金的人數尚少，危機看來暫時還沒有火燒眉毛。“因此越早改革計發辦法，人們的不滿意程度可能越低�！庇谛�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