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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夏金彪
“流動人口之家”網站在北京的外來人口中很有名，它是有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主辦的。在網站開辦之初，設置了主要針對北京東城區外來人口的答疑欄目，該網站經過了幾年的發展，已經漸漸成為北京外來人口尋求相關政策的一個網上窗口。記者就是在這個網站上認識張月英（化名）的。
“我們家兩代人都生活在北京，目前，我公公、婆婆總算都已經落戶北京，而我和我的老公還在為此奮斗，不僅僅是為了我們自己，更主要的是為了4歲的孩子，”她談到孩子有些黯然，20歲就從河南來京闖蕩，10年的在京生活磨礪了她的性格，似乎已經習慣了各種挫折。
從剛來北京時的電梯工做起，直到現在保險公司的業務主管，作為一個外地人，她承受了比一個北京人更多的艱辛，“我做保險有7年多，我們保險公司為別人提供安全保障，消除別人的后顧之憂，而我自己卻沒有安全感。”
兩代人為落戶北京而奮斗
現在我的一家人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因為我和我老公的戶口都不在北京，這就意味著不可能買經濟適用房，由于外地人，存在著住房貸款方面的困難，因而買商品房對我們來說，還不能承受。
我的公公和婆婆都是重慶萬州縣人，也算青梅竹馬吧。我公公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來北京當兵，退伍后，軍轉工戶口轉入北京市，總算結束兩地分居的日子，但婆婆的戶口一直沒能解決。婆婆只能在家做家庭婦女，那是他們還年輕，身體也很好，公公也有公費醫療，有個頭痛腦熱的，公公在單位拿點藥也就對付了。當時也沒想太多，但等到他們兒子的出生，在給孩子上戶口的時候，才意識到，孩子的戶籍只能隨母親，這樣孩子的戶籍只好又落在了原籍：重慶萬州。
說到這兒，張女士嘆了一口氣，“前幾年實行了戶籍政策改革，但對我的公公、婆婆來說太晚了。”前幾年，戶籍政策開始改革，孩子出生的戶籍由原來的必須隨母親，改革為孩子戶籍可以隨母親，也可以隨父親。“如果當時的政策允許孩子可以隨父親的戶籍，那么公公、婆婆的兒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就可以是北京戶口，這樣我們的孩子出生后，也可以隨他父親的戶籍，孩子的戶籍也就落在了北京。”不過這只是張女士美好的假設，現實卻難以改變。
公公想讓兒子走自己走過的路來改變兒子的命運。兒子也參了軍，但是今非昔比，要進入北京的門檻越來越高，退伍后，他們的兒子戶籍又退回到原籍：重慶萬州。
“我和他們的兒子是在北京認識的，后來成為我的丈夫，他現在在一家私營的廚柜公司做設計工作。”張女士告訴記者，“面對戶籍制度，我們無能為力，只寄希望于多掙點錢。畢竟現在是市場經濟，錢還是能解決如孩子上學的贊助費等一部分問題。”2002年，婆婆終于落戶北京，根據戶籍的有關政策，辦理夫妻投靠入戶的條件是：投靠人年滿45周歲，且結婚時間滿10年。婆婆滿足了這些條件，可這時對他們一家人來說，婆婆的落戶北京已經失去了太大的意義。
從事保險業我卻沒有安全感
雖然，婆婆有了北京戶口，但年齡已經過了45歲，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也已經超過了辦養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障三險的年齡了。去年，婆婆得了婦科疾病，進行了子宮全切除手術，花了9千多元，全是自費，家里的一點存款也被用完了。“現在已經為婆婆辦了住院和其他的一些保險，我還為老公、孩子也辦了相關保險，每年大約要交兩萬多的保險金。”
“我想花錢來買安全感，”張女士有點無可奈何地說，“我始終意識到我們是外鄉人”。張女士20歲高中畢業來北京投奔親戚，最早的時候做起了電梯工，后來又換過多個工作，期間一邊工作，一邊自學了大學本科課程。1998年時，趕上了保險。“當時保險很難做，人們也不知道什么是保險，北京本地人不愿意去做推銷保險的業務員。”
“我和我老公都沒有三險，我自己的公司給我上了商業保險進行了一點優惠。”據張女士介紹，根據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下發的《關于擴大社會保險覆蓋范圍加強社會保險費征繳有關規定的通知》的規定，用人單位不得以不管理職工檔案為由，不參加社會保險，不履行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但其實，很多單位，特別是私企都很少繳納。我和我老公的單位也沒有給我們繳納，“但我們也不敢提什么要求，畢業現在人多，工作難找，再說我們還算外地人，工作就更難找，一些工作明確規定，必須要北京戶口。”
張女士告訴記者，現在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和北京的孩子一樣，無憂無慮、茁壯成長。“可是，我發現孩子一出生這種戶籍的歧視就存在了。去年，北京出臺了兒童住院互助金的相關政策，每位中小學生、嬰幼兒每年只要交50元錢，每學年度最高可享受8萬元的住院醫療保障，但必須要是北京的孩子。”由于不是北京戶口，張女士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北京的小孩享受各種優惠條件，而自己的小孩被排除在外，“看來只能給孩子上商業保險，但孩子的商業保險特別貴。貴也要上，自己苦一點，也要讓自己的孩子象其他的北京孩子一樣，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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