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第六屆中國國際期貨大會12月3日在深圳舉行，本次大會的主題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期貨市場。以下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段文斌先生的發言實錄。

　　段文斌：首先感謝陳方董事長，各位期貨界朋友，我們用一點時間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討論一個關于后危機時代關于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其中還要講到關于期貨市場具體發揮什么作用。我們利用很短的時間主要討論三個問題，第一，怎么看待這次危機。危機過去了還是沒有過去？危機影響是影響完了還是剛剛開始，我們要做出一個明確判斷。第二，處于當下這個關鍵時期，在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當中面臨哪些新的挑戰以及要完成哪些轉型。第三，期貨市場與我國現階段調結構到底能發揮什么作用。

　　第一個問題，本輪金融危機我們強調是對全球經濟失衡的一個平衡。任何危機都預示著我們經濟當中很多不平衡因素。這次危機，美國的經濟失衡是全球經濟失衡首要前提。而美國式的發展道路是本輪危機主要根源。第二，中國由13.1%增長速度現在到9%，是自身經濟周期波動性反映，而外部因素只是誘發因素。我們團隊作出基本判斷，這場危機美國人的事是美國人自己造成的，而中國人的事也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在全球化條件下，相互又影響。也就是說各自要找各自的原因，而且是主因。

　　當今世界，美國跟中國處于當下全球經濟失衡兩端，也是處于全球分工當中中心與外圍的代表。90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的10年，國際間產業轉移，美國很多產業轉移出來，而中國承接了產業轉移，同時看到中國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中國學習能力不斷增強，產品線越來越長，美國產品線越來越短，也就是說我們判斷當今全球產業結構分布格局，主導和擠壓并存。不能因為我們某些方面變強就具有主導力。

　　簡單的講，看我們的微笑曲線，最早我們能夠承接的是微笑曲線附加價值最低端的低加工環節，隨著10、20年發展，我們能夠承接的東西越來越多，我們效率往上走，在爬升。這個時候給美國留下產品線越來越短，因為技術進步不是天天發生。我們說IT產業很重要，可以使世界是平的，它都不足以使美國用中高端產品和我們低端產品交換達到一個平衡。在產業轉移背景條件下，由于中國能做的東西越來越多，美國相對越來越少，必然出現貿易不平衡問題。第二個重要線索，大家要看到美國依靠自己的流動性擴張拉動經濟增長，而中國所形成巨大產能，儲蓄率居高不下，導致只能依靠出口消化產能。在這個大的背景條件下，我們簡單的或者不是很精確概括當今世界總的格局，美國人高消費、少生產，而中國人生產能力很強，但是少消費，就是互補性極強的格局。以前美國是靠資本項目輸出美元，80年代后，更多年份靠經常項目輸出美元。作為中國來講，形成巨額貿易盈余和外匯儲備，到9月底2.6萬億。中國由于是高儲蓄率國家，必然導致美元回流。美國經濟失衡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從這樣一張圖簡單勾勒出來當今一場所謂29、33年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其實是全球失衡的強制平衡。我們得出一個基本判斷，本輪危機是經濟失衡、國際金融體系重大缺陷作用的結果。本輪危機是對全球失衡的一次強制性平衡。

　　這張圖表明國家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的GDP，從0.36萬億增加到2008年30萬億。我們GDP增長率劇烈波動，中國經濟整個崛起大起大落當中。在中國當下經濟體當中存在一個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交替，當我們今天討論通脹的時候，一定要關注下一步通縮就要來了。由于要素價格扭曲，導致過度投資。所有地方政府恨不得把橋都拆了重新建一遍，這就是投資沖動。30年整個縮漲之謎，不斷在通脹、通縮交替反復。如果我們放在這個邏輯框架下可以判斷的更清晰一點。這表明金融危機對我們國家的影響，包括對進出口、FDI。重點看這張圖，從2008第一季度GDP增長到今年3季度GDP增長。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我們中國率先走出危機。這時候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用最基本的經驗判斷，中國用8個季度時間實現從這么大危機中復蘇是一個非常不可信的事。97、98年發生了場東南亞金融危機，那是一場區域性金融領域大的衰退，08年這場危機是全球性，是一場絕對的經濟危機。面對97、98年危機的時候，我們中國用了多長時間走出衰退，用了3年的時間。面對這么大的沖擊，為什么8個季度就可以走出衰退，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情況。為什么當下大家對通貨膨脹這么關注，就因為我們走出來太快了。到底中國為什么大家對物價現在這么關注，我們天天新聞聯播都可以看到。用幾張簡單的圖勾畫一下，這張圖反映出來我們國家的M2，貨幣供給量主要用M2做基本數據。紅線就是國家M2，虛的的是M2同比增長。到今年三季度過的時候，我們是69萬億，增加了133倍。我們國家月度同比增長率最低的發生在01年12月份。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國家貨幣超發是一種常態，而不是今天才發生。只不過應對危機的時候，我們用得更足了。01年的時候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是1.3萬億，09年達到9.5萬億，比01年的時候年度新增貸款增加了7倍多，今年前三季度6.3萬億，大量貨幣投放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用一組數據，M2占GDP比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指標，當美國用了一次量化寬松政策，又用第二次量化寬松政策的時候，全球人民都非常緊張。中國我們比美國嚴重的多，為什么人們不關注。其實我們問題比他問題嚴重的多，我們發的貨幣比他們還多。他跟我們比，他是徒弟，我們是師傅。我們這個師傅只不過不是國際化的。M2對GDP比值，在我們國家85年的時候這個數據大體在0.57左右，到了9年這個數據是1.78，綠的點表示了M2占GDP比重，美國這個系數穩定在0.5%-0.6%之間，沒有大的波動。美國最高的時候就是0.64%，我們是0.7點多了，我們投放量比他們多得多。今天早晨得出一個結論，聽到一個專家匯報，說中國的通貨膨脹跟貨幣供給量無關，這個東西他說的是對的，但是他說的是一個現象，我們一定要看中國CPI包括什么，中國CPI關于居住有關所占比重不過13%多，而美國達到40%多。我們再多的錢投入進去不表現為CPI，在危機階段我們投了4萬億，為什么物價不上漲。因為我們有房價上漲，我們有吸納貨幣的通道。為什么我們把房地產閘門關上的時候，這個時候貨幣找別的領域，找誰？就是糖高宗、蒜你恨這些東西。倒霉的就是農產品。跟整個期貨市場、跟農民、跟消費者沒有關系。所有問題關鍵一定是貨幣。任何的通貨膨脹不管多么復雜最終都是貨幣現象，所以中國在未來的走勢，控制通貨膨脹唯有一個辦法就是控制貨幣量。

　　前面整個反思了危機前后我們中國整個的變化和整個危機的實質。第二個問題，討論一下中國面臨哪些新的挑戰。我們基本判斷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展的根本途徑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胡錦濤總書記在G20上講的，這是非常正確的判斷。他所講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對中國講的，世界各國都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美國經濟實現再平衡一定要兩個輪子，第一個輪子是發展實體經濟。這個實體經濟是用科技重新引領實體經濟發展，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新能源，奧巴馬自己說要發展新能源。但是新能源發展是非常困難的事。發展新能源最大的問題就是新能源價格太貴，我們任何市場經濟條件下整個供需矛盾最后都由相對價格決定。當傳統能源價格以化石為基礎的傳統能源價格低于新能源價格的時候，大家就是用傳統能源。怎樣使新能源價格降下來，只有兩個辦法，技術進步、降低成本。但是這個是非常難的事。第二個辦法就是財政補貼。這就是奧巴馬現在用的辦法，他不是在縮減赤字，而是在增加赤字。奧巴馬現在急于退出補貼，因為他給全國人民承諾，第一個任期里面要美國赤字縮減一半，當不能把新能源價格降低的時候，我可以提高傳統能源價格。怎么提高傳統能源價格？收稅。傳統能源生產出來產品價格更貴，我就是收稅。為什么我們碳關稅是一種新型的貿易保護，就是這樣。如果真收了碳關稅，對于中國這樣出口導向經濟國家是致命一擊。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有這么激烈的沖突，中國傲慢、中國無禮都是從去年年底真正出來的這些詞，就是溫總理和奧巴馬一次直面交鋒，應對氣候變化到底用量辦法還是用稅的辦法，如果用量的辦法對發達國家不利。如果一旦美國人要改變游戲規則，改變稅的辦法，這個時候大家可以想象，對發展中國家極其不利，而對美國等國家是有利的。市場需求有可能成為后危機時代全球最需求的資源，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取決于兩個方面，一個是要形成內生生產能力，第二，要形成內生市場需求。現在中美之間大家討論一個問題，貨幣戰爭。我們認為匯率調整一定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但是它的影響絕對沒有大家想象的這么大。大家當談到匯率問題，一定要把日本廣場協議，日本長期經濟低迷作為例證。真正匯率升值后，日本整個出口是減少了，但是很快日本出口利馬又上去了。也就是匯率升值并沒有引起日本出口大幅度持續減少。這是我們對經濟學很多基本理論重新反思。我們跟日本合作研究，日本長期低迷是跟人口結構有關系。匯率對中國的沖擊可能沒有日本那么大。但是我們要警惕，我們還處于城鎮化、工業化時期，未來30年，到2050年的時候我們國家勞動力年齡人口總量比現在歐洲總人口還多，所以歐洲根本不存在那個條件，所以大家不要認為匯率會給中國造成致命一擊。問題就在于中美之間不是貨幣較量，更重要較量是誰能夠在轉變自己發展方式上能夠跑得更快。中美之間進行一場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時間賽跑。所以我們體會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講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要真正轉過來，兩個國家誰先轉變了，誰就主動，誰就不受制于人，誰在國際格局當中地位就能提升。因此十二五我們提出加快轉變經濟方式作為主線。對于一個有責任心的中國人來講，我們都需要關注。

　　最后，應組委會要求讓我講一講到底期貨市場在調結構轉變方式能發揮什么作用。這是一個難題。我們基本判斷就是期貨市場在我們國家十二五時期或者更長的轉變發展方式歷史過程中所能起的作用主要針對哪，我們思考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從期貨市場要實現從量擴張到質的提升轉變，到底怎么轉？你那個量到底怎么判斷，你那個質的提升在哪幾個點上的質要提升，這可能是大會更要討論的深層次問題或者這個市場是否能健康發展的抓手。我提供一個思考線索，我們理解期貨市場在我們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當中能夠起作用的那個著力點可能在粗放型增長方式上。我們粗放型增長主要靠要素投入、低成本擴張和市場外延擴張。從而這樣一種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導致國家成為第二大能源消費。十二五時期，作為改革突破口，中央規劃了幾個，其中排位靠前的就是這個東西，就是十二五時期一定要著力在這里取得突破，就是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合要素市場改革。一個是理順資源類產品價格關系，第二，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我們的要素價格將來更多要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越來越回歸了它的本源應該怎么樣，這個時候我們做一個基本判斷，中國將進入一個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持續上漲的階段，CPI上漲將不是一個短期現象。不要認為一年就完了。我們進入這個通道了。在大宗商品或者在大宗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方面，大家作為業內行家都知道現貨市場有缺陷，而我們期貨市場有優勢。這是我們給自己安身立命的理論。關鍵是在大宗商品定價問題上，現貨市場是有一堆不是，期貨市場是有一堆強項，但是中國的期貨市場準備好了嗎？我們能做到嗎？我提出三個考慮：第一，作為期貨品種，從大的品類我們有期貨、期權。是不是我們中國不需要期權或者還不具備推出的條件？不一定，韓國市場推出后，對期權交易、期貨市場國際地位提升所起作用值得我們關注。期貨界權威領導機構現在就要開始研究期權的問題，要準備了。第二，期貨大類的金融期貨，我們只有一個，先要集中精力把指數一定要做好。作為商品期貨原油期貨一定要提上議事日程。我們要去呼喚什么時候能夠推出原油。第二，期貨價格。從國內來講，我們國內期貨成為現貨定價基準了嗎？根本沒有。很多業內人士最清楚這個東西。但是作為現貨定價基準發揮作用的苗頭或趨勢已經顯現，這是一個客觀的判斷，現在我們期貨界經常討論國際話語權、國際定價權的問題，我們認為現在還不到這個階段，我們國家很多商品需求量非常大，是全球最大的買家，比如鐵礦石，有很多大宗商品我們出口量非常大，我們是全球最大的賣家，但是我們都沒有定價權，這沒有什么不正常的。我們就問這么一個問題，你憑什么有國際定價權，你一定是一個交易中心，大家都在這里做交易，這個價格才有權威性。你成為一個交易中心，就說明很多人到你這里交易。問題是我們中國期貨市場，全球人都來這里做期貨交易，可能嗎？我們資本項目不開放，他怎么做交易，怎么形成一個權威的能指導國際的價格。我們現在期貨價格的努力的方向怎么成為國內有大量的需求，同時有大量的供給，同時價格劇烈波動的這些商品的定價基準足以在現階段。因為我們在資本市場開放過程當中，期貨市場不可能在當中有話語權、主導權。如果我們自己業內倡導這個東西，作繭自縛，做不到的，最后說你們做得不好，其實是沒有那個條件。第三，我們期貨市場真的能規避風險嗎？當前面講到流動性如此過剩條件下，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就像鄭州商品交易所老總講他最希望農產品交易價格下跌，我們現在最害怕的事不是農產品價格上漲，現在期貨農產品價格上漲也不是期貨市場不好，我們現在最擔心的一個問題是農產品價格不漲的時候，而農產品期貨價格飛漲，這就是致命的問題。我們不知道在哪個品種上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那個時候期貨市場是最大的風險。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