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財經（編輯整理 李欣）--據每日經濟新聞2月20日報道，通脹與經濟下行風險的雙重痛苦，我們一箭雙雕地嘗到了。

　　　　中國國家統計局2月19日發布的1月份CPI統計數據，恰如高盛所料，達到了7.1%。受春節和雪災等因素影響，今年1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7.1%，是自1996年12月中國CPI上漲7%以來的月度歷史新高。如果說CPI的高企是食品惹的禍，那么，此前一天公布的1 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了6.1%，創下三年來新高，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則上漲8.9%，從另外一個角度折射出工業生產成本壓力越來越大。

　　　　目前的一切都是通脹期的典型癥狀，相對充分的就業率，城鄉居民的收入的節節高漲，最低工資線提高，銀行不可扼制的貸款沖動--但典型癥狀并不代表一切。與此相反的論據是，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引擎受到次貸危機的沉重考驗，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源地長三角與珠三角等地，制造企業出現大規模關閉與搬遷，這意味著失業率的攀升與勞動力價格的下降，是經濟衰退的導火索。

　　　　在目前的情況下，應該以減稅與結構調整而不是以緊縮貨幣應對通脹風險。

　　　　筆者反對以目前的緊縮貨幣政策抑制通脹。面對通脹，最簡單的做法是調整貨幣政策，比如加息或者抑制信貸規模以減少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以美國為主的國家無不照方抓藥。

　　　　讓我們來看看1969至1974年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赫伯特·斯坦是怎么說的，“利用貨幣供應解決蕭條問題的辦法，只有在一個方方面面互相滲透、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經濟體制中才能生效”。實際上，不僅解決蕭條，從斯坦的書中可見，解決經濟過熱同樣如此。為什么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并不動用利率等手段調控經濟周期，就是因為當時的美國經濟對利率政策并不敏感，美國還沒有進入徹底的資本時代。

　　　　已經成為貨幣政策象征人物的格林斯潘不止一次暗示，貨幣政策只能影響于人的心理，與其說格林斯潘是一個金融學家，還不如說他是一個投資心理學家來得更加貼切。實際上，1934年羅斯福新政以后實行擴張政策，情況稍有好轉，到1937年又陷入更嚴重的蕭條，最后靠第二次世界大戰解決了經濟問題。

　　　　我國的兩次經濟緊縮，從1996年到1999年的確與銀行信貸下降密切相關，而2001、2002年在貸款與投資都沒有下降的情況下，卻令人驚奇地發生了物價總水平的下降，樊綱先生認為，后者是體制改革與成本下降贈予我國的經濟紅利。貨幣政策不是主要影響因素，專項在中國的資金流動與國際市場越來越密切的情況下，關起門來進行自說自話的信貸緊縮，不過是將資金從實體經濟驅趕到投資市場的同義詞：一方面為淵驅魚，另一方面有意識地抑制資產價格，顯然政策處于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狀態。

　　　　所謂通貨膨脹，簡單地說，就是財富的增加速度慢于貨幣的增加速度。制服通脹是一場賽跑游戲，解決的辦法除了降低貨幣的增速之外，就是提高財富的增速，使之高于貨幣增速。而這就需要對制度性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使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高效的、能創造更多財富的企業。

　　　　難道我們真的天真到相信只要開關信貸與利率閥門就能熨平經濟周期？美國高科技網絡泡沫破滅之后，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傷筯動骨，原因不在于什么減息政策，而是信息技術商業應用提高了美國30%以上的生產效率，產生了源源不斷的財富所致。而此次次貸危機則是資金被錯誤的評級誤導、錯誤地配置到損害財富的行業所致。減息是為了挽救美國金融機構，為了將成本轉嫁到美元持有者身上。那么，中國央行的加息又是為了什么，是為了將損失轉嫁到中國企業頭上？

　　　　為了抑制通脹，我們需要的是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創造出機制，讓市場越來越多地對資源配置發言，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讓越來越多的政策選擇充當市場的代言。

　　　　與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調節稅收結構：一是減稅減少交易成本，提高財富的創造效率；二是調整稅收結構，使稅收從交易環節的雁過拔毛轉向鼓勵高效地創造財富的企業和地區，向二次分配的公平轉向。

　　　　面對通脹與經濟下行的雙重風險，除了放松管制，減少財富生成的成本，難道還有更好的治本之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