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豆遭遇轉基因大豆沖擊 入世時埋伏筆

　　【作者：曹海東】

　　進口大豆數量暴增，國產大豆不斷積壓，本土企業接連式微，外資對行業的控制力越來越強，這就是中國大豆行業在今天所面臨的現實。

　　今年春天，由于進口大豆數量持續增加，國產大豆市場受到沖擊，中國大豆主產區省的種植面積減少了四分之一。

　　而近兩年來，外資通過一系列并購活動，獲得了中國大豆壓榨行業的優勢地位，這引發了國內對外資壟斷中國大豆產業的擔憂。

　　有觀點認為，如果事態繼續惡化，將會對國產大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造成巨大傷害，并最終危及到國家糧食安全。

　　可以預見的是，不僅大豆，玉米、小麥等土地密集型大宗農產品都將面臨考驗。

　　對此，有識之士指出，化解這個難題需要中國企業學會兩條腿走路，一方面通過更深入的掌握國際期貨市場的游戲規則和扭轉目前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從而平衡進口大豆的沖擊，另一方面則應該強化國產大豆的非轉基因的特征，走食品加工貿易之路。

　　進口轉基因大豆的沖擊8月初，記者前往黑龍江省采訪，發現大豆每噸價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30元，這已經跌破當地大豆生產成本價。

　　和大豆價格一樣不景氣的是本土的大豆壓榨企業。據黑龍江最大的油脂企業九三油脂的統計，目前，全國97家開工企業中，外資參股或獨資的企業有64家，它們控制了全國80%的加工總量。

　　而在中國大豆行業發展受影響的同時，進口大豆的數量卻不斷增加。2006年上半年，我國進口大豆總量比上半年同期增加15%以上，達到了1400萬噸。

　　與屬于綠色食品的國產非轉基因大豆相比，進口大豆屬于轉基因大豆，由于品種的改良，對于大豆壓榨企業來說，進口大豆的價格和質量都優于國產大豆。

　　由于規模生產、產業化程度、政府補貼、地理氣候等多重因素，進口大豆種植成本遠低于國內。據統計，2003年我國的大豆每噸的生產成本是1592元，美國是1395元，而巴西卻僅為984.4元。

　　而中國大豆壓榨企業的產業布局，基本集中于東南沿海地區，對這些企業來說，從國外進口大豆比從黑龍江購買、運輸國產大豆更加劃算，這也影響了國產大豆的銷售。黑龍江九三油脂總經理田仁禮估計，綜合考慮儲存、收購和運輸的成本來看，黑龍江大豆只有低于進口大豆170元/噸，才有可能與進口大豆競爭。

　　另一方面，國產非轉基因大豆銷往日本、韓國的規模也在逐漸下降。在上個世紀90年代出口高峰期，中國每年出口大豆規模超過100萬噸，現在降到了最高二三十萬噸。

　　研究農業貿易的劉李峰博士表示，在價格以及質量上，中國大豆無法與進口大豆抗衡，同時我國的非轉基因大豆在質量、品種上，本身也有待提高。

　　入世后的大豆行業今天的國產大豆面臨的局面，早在5年前就埋下了伏筆。

　　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成為WTO的第143個成員，為了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大局，中國在農產品貿易領域做出諸多讓步。

　　在此之前，早在1996年，我國就將大豆列為關稅配額制度管理商品，也即享受配額保護。其中，普通關稅稅率為180%，優惠稅率為40%，配額內稅率是3%。在入世談判中，我國大幅削減了大豆及豆制品的關稅，其中大豆進口只征收3%的關稅。

　　通常而言，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中，各國防止農產品大幅進口有兩個手段：一是事前防范，比如高關稅設置關稅壁壘；二是事后防范，比如國營進口以及特殊保障機制。

　　中國農業大學研究農業貿易的劉李峰博士告訴記者，當年在入世談判的時候，我們放棄了兩個權利：一個是國營貿易企業進口比例的權利，一個是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這意味著無法進行事后防范。

　　在入世之前，在我國的計劃貿易管理背景下，政府能夠通過國營貿易機構調控進口數量，所以在2000年之前，雖然國內的大豆進口不斷增加，但并未出現進口激增沖擊到國產大豆的情況。

　　以大豆油為例，2002年發放給國營貿易企業的配額比例是34%，但是到了2005年就降到了10%，到了今年全部取消。“這將直接影響我們進口時對外的談判能力。”劉李峰表示。

　　另外，由于放棄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結果在進口激增的時候，中國只能采用WTO協議中的一般保障條款來保護國內產業。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是針對部分WTO成員，為了避免實行關稅管理后，國內農產品市場受到沖擊制定的特殊條款，而一般保障條款是世貿組織所有成員都適用，但是其限制非常嚴格。

　　在履行承諾的同時，中國進口量激增——2000年中國大豆進口量首次突破1000萬噸，2001年中國大豆進口量增加到1394萬噸。同時進口企業也在增加，2001年參與大豆直接進口的大豆壓榨企業達到19家，2002年增加到29家。�Ｏ罗D第20版面臨大規模的進口大豆的沖擊，國內也在考慮相應的對策。2001年時，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對轉基因與非轉基因的爭議比較大。2001年6月，中國農業部也頒布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次年又頒布了3個配套辦法。

　　當時外電評價，在成為世貿成員國后，中國準備利用非關稅壁壘保護農產品。但是按照WTO《實施衛生植物衛生措施協定》的規定，要限制轉基因大豆的進口，必須要有科學依據證明轉基因大豆有害，在轉基因的危害還不能確定之時，這些條例在實際執行時效果大打折扣。

　　2002年3月農業部又接著出臺《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臨時措施》，當年10月以及次年5月，又兩次延長措施。但2003年中國大豆進口量依然突破2000萬噸，達到2074萬噸，從而成為世界大豆第一進口大國。

　　如何爭奪國際定價權中國雖然成為世界大豆最主要的買家，但卻始終無法擁有在全球大豆定價機制中的發言權。近一年內，國內一直存在爭奪大宗商品定價權的呼聲，主張挾中國市場以令諸侯。

　　這需要我們更深入的掌握國際期貨市場的游戲規則以及改變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

　　這些年來，由于中國企業對國際期貨市場的游戲規則把握不夠，往往被國際期貨炒家牽著鼻子走。“有時候，中國的大豆壓榨企業就像一頭牛，很有力量，但是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中，卻被別人的一塊紅布牽著跑！”九三油脂總經理助理周有金如此形容。

　　2004年的大豆危機是對此最好的詮釋。

　　2004年3月，得知中國大豆采購代表團即將前往美國采購大豆，在國際炒家的哄抬之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期貨價格從先前的約220美元/噸暴漲到391美元/噸。接著在中國大豆壓榨企業簽下高價進口合同，離開美國之后，整個國際市場大豆價格隨即暴跌，最高下跌了125美元/噸。最終參加采購團的各家中國企業損失慘重，有的甚至從此一蹶不振。

　　九三油脂總經理助理周有金告訴記者，當時國內的大豆壓榨企業投機心理極強，以為“買到豆子就能賺錢”，結果根本不按照壓榨能力來安排采購，只需20萬噸，卻往往購買四五十萬噸大豆。以至于最終大豆一路下滑的時候，很多企業被迫放棄履約，紛紛賠付定金。

　　據業內人士估計，僅2004年的大豆風波，全行業整體虧損就高達40億元。

　　這也為隨后外資的大規模并購國內大豆壓榨企業創造了條件。就此，ADM、Wilmar、嘉吉、托福、來寶、路易達夫等國際大豆主要供應商通過參股、控股等低成本擴張方式，大舉進入中國大豆壓榨行業。

　　除了國際期貨市場的因素之外，現行的國際大豆貿易的游戲規則，也決定了中國企業從一開始就處于被動地位。

　　九三油脂總經理助理周有金告訴記者，現在國內的大豆壓榨企業都是通過ADM、嘉吉、路易達夫等幾大的外資貿易商去國外采購大豆。通常在簽訂合同后，幾大國際貿易商就知曉國內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大豆采購量以及最終采購期限。實際上讓“對方知道了你的底牌”。

　　問題在于，這些國際貿易商在和國內企業合作的同時，它們在國內的合資和獨資企業還和國內企業競爭，這對國內企業來說，通過ADM、嘉吉等國際貿易商購買大豆，相當于到敵人手中購買武器來參加戰斗，結局可想而知。

　　另外，國內企業往往不能及時地準確掌握國際期貨市場的供需信息，這也讓國內企業吃盡苦頭。2005年時，美國農業部發布的世界大豆供需報告，預測美國和南美的大豆將會大豐收，國內企業對此深信不疑，判斷大豆價格將會下跌，最終卻是巴西干旱，以至于最終國內壓榨企業再次高價買豆。

　　為了減少國際大豆市場波動對國內企業的影響，國家也允許部分國內企業參與芝加哥期貨交易市場的期貨交易，但按照2001年5月24 日頒布的《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農產品方面只有中糧集團等幾家有資格參與，而且調動資金有限，對游戲規則的熟悉程度也不如國際期貨炒家。

　　因此，中華農牧企業網分析師李建雷分析認為，在國內大豆壓榨企業、期貨公司等對國際期貨交易規則研究尚淺的情況下，談論爭奪定價權，并不合時宜。

　　而對源源不斷的進口大豆產生的沖擊，中國農業大學的劉李峰博士認為，重要的是現在要成立自己的大豆行業協會。

　　劉李峰認為成立大豆行業協會有諸多便利：一方面可以實現統一采購，這增加了與外商的談判能力；另外可以繞過國際貿易商直接和原產地接觸；此外，協會可以建立儲備機制，這樣可以根據市場行情的好壞適當拋售大豆。

　　國產大豆要走加工貿易之路而比爭奪國際大豆定價權更重要的是，中國本土非轉基因大豆產業的發展問題。但在入世之后，中國的本土大豆產業就猶如在雞蛋上跳舞，既不能踩破WTO規則——采取措施控制進口，同時又要找到有效的保護國產非轉基因大豆的方案。

　　中國農業大學的劉李峰博士告訴記者，現在強調保護國產非轉基因大豆，并不是不要求進口大豆，而是為了防范市場波動的風險，避免出現2004年大豆市場的波動。同時，為了在特殊年景下，比如出現自然災害，用國產大豆提高糧食安全性。

　　2002年，農業部曾力推大豆振興計劃。當年，農業部副部長劉堅在召開的全國大豆產銷銜接會上表示，中國將以東北和為突破口，用5年時間使國產大豆的單產和含油率達到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讓綠色、有機及特種大豆出口初具規模。

　　隨后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取消了運輸大豆的鐵路建設基金；制定《東北高油大豆優勢區域發展規劃》；高油大豆示范項目補貼每畝10元；將大豆加工企業使用國產大豆的

增值稅進項抵扣率由10%提高到了13%。但是，由于

國際油價高企，這些補貼被不斷上漲的化肥價格和

柴油價格吞噬。

　　按照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定，我國爭取到每年農業補貼上限為農業總產值的8.5%。但我國的農業補貼遠遠達不到上限，2004年僅為120多億元，而2002年的美國農業法案規定，2002年到2007年之間補貼的數目高達1185億美元。

　　在得到國家進一步支持之前，國產大豆的發展方向成為業界最關心的問題。九三油脂總經理助理周有金認為，國內非轉基因大豆必須走出另外一條路，而不應與國外的轉基因大豆同臺競爭。

　　考慮到國產大豆的非轉基因優勢，讓國產大豆走供食品消費的加工貿易之路成為業界的共識，但這對國產大豆的發展提出許多挑戰。

　　中國非轉基因大豆的傳統出口國是韓國、日本，但是為何近幾年韓國、日本卻舍近求遠，寧愿選擇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定購非轉基因大豆呢？中華農牧企業網分析師李建雷告訴記者，曾經有一位日本大豆貿易商向其解釋了其中的原委。首先是中國大豆質量下降，另外大豆的產地來源不明，更重要的是韓國和日本采購商往往希望拉長訂貨期限，從而降低風險，但中國的合約期限最長為一年半，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卻長達三年。

　　面對中國大豆的困境，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農業部原副部長王連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必須提高大豆的單產，從增加有機質、增加肥料等改進管理、改進品種。同時，應該增加大豆的附加值，提高蛋白含量等，這需要不斷加強對大豆的科研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