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興艷

　　[ 加強執法、加強金融機構內部合規監控和風險管理，是近年來香港證監會的兩項重要任務，其執法鐵腕風格獲得廣泛認可 ]

　　證監會[微博]新聞發言人鄧舸日前證實了此前市場中流傳的海富通基金多名原任或時任基金經理因涉“老鼠倉”被立案調查的消息，蔣征、陳紹勝、牟永寧、程崠和黃春雨等5人相關行為涉嫌構成犯罪，已移送公安機關進一步偵辦。監管層的“滅鼠”行動再次進入高潮。

　　而大資管領域的“鼠患”為何屢禁不絕，內地市場的監管機制、理念與香港等成熟市場有何不同？未來，“滬港通”的實施，會不會成為內地市場“鼠患”向香港市場轉移的途徑？為了解開投資者這些疑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嘗試著走近香港市場的一線交易員與監管者。

　　機構自律

　　作為這次“滅鼠”行動的一大利器，監管層的“大數據監控”被外界傳得神乎其神。而各大基金公司采用了包括上交手機、安裝攝像頭等多種監控措施。

　　“你們的基金經理不需要將電話上交嗎？”面對本報記者給出的問題，富達亞洲投資總監楊恩(Catherine Yeung)笑著說：“不用。因為我們有很嚴格的內部合規措施。”

　　一面大大的玻璃墻，將交易室和其他部門分隔開來。里面坐著二十余名交易員，每個人面對彭博終端和多個顯示屏，顯示屏上插著所交易國家的國旗——這里便是富達國際投資管理其510億美元資金的亞太區總部的“盤房”，基金經理們不足十平方米玻璃隔間辦公室則在交易室旁邊。

　　楊恩介紹，基金經理做出投資決定后，通過內部即時通訊網絡向交易員下達交易命令，交易時間測試與合規監控每日進行，投資組合情況實時監控。而每周投資合規部要向基金經理遞交定位說明，并向首席投資官遞交觀察名單。投資風險監管委員會會議每月舉行，每季度則由首席投資官對投資情況和風險進行回顧。

　　而一名歐資基金經理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香港的基金經理均要申報自己和家人的投資賬戶、賬戶持股情況。如果要進行交易則往往提前一個月向合規部門遞交申請，“批下來的時候‘黃花菜都涼了’，因此基金經理多進行穩定的投資，比如房地產和指數基金。”他說。

　　上述人士還表示，通過他人賬戶進行“老鼠倉”交易的風險非常大。首先交易不一定能賺到錢，香港市場七成都是機構投資者；二是香港合規部門都很嚴格、專業，一旦被合規發現，個人將名譽掃地得不償失。

　　這樣做的前提是基金經理們有著較為優厚的收入。對于富達國際的基金經理來說，員工持股的股權激勵模式更能讓公司發展與員工前途和薪酬緊密聯系在一起，富達國際投資亞太區首席投資官福特(John Ford)曾告訴本報記者，全球最成功的資產管理公司都是由私人持有，如富達基金、美國先鋒集團等。

　　此外，富達基金有自己培訓基金經理的傳統，從分析師到基金經理，至少要經歷6年~8年時間。“由于已經有了此前長期的培訓過程，公司能對每個基金經理的投資風格了然于心，從而授予該基金經理相適應的投資組合和管理資金，這實際上是一個主動管控風險的過程。”福特說。

　　前端監控與事后監管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下稱“香港證監會”)通過監察市場的交易活動來偵查市場失當行為，而加強執法、加強金融機構內部合規監控和風險管理，是近年來香港證監會的兩項重要任務。香港證監會的執法鐵腕風格獲得廣泛認可。

　　香港證監會年報顯示，去年該會向中介機構作出了5711項提供交易及賬戶記錄的查詢，由于及早進行調查令部分看似不正常的交易活動不能繼續進行。香港證監會去年成功起訴了20人及7家公司，其中4人被判18項操縱市場罪名成立，1人被判兩項內幕交易罪名成立。香港證監會還對26人和9家公司提出226項刑事起訴，并對69人或公司提出了民事訴訟。

　　香港市場和內地市場在監管層面上有一個重要區別：香港等境外成熟市場主要是通過股價異動等情況進行事后監管；而內地監管者近年來則在“大數據”的幫助下，希望能夠發揮更重要的一線監管者角色。

　　造成上述區別的原因在于證券賬戶本身和識別技術。內地通過交易所對交易進行前端監控。由于A股實行實名制，而且每個人只能開設一個賬戶，前端監控能直接到達個人投資者層面；而香港等境外市場的前端監控只能到達券商等中介層面，個人開設證券賬戶數目并無限制，港交所一般無法看到券商的真正客戶以及這些客戶持有哪些港股、數量和交易情況等。

　　這樣的監管區別，也令部分市場人士擔心，滬港通后內地“鼠患”或轉移至香港市場。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主席閻峰近日便在第一財經“滬港通”趨勢研討會上表達了這種擔憂。

　　而一名香港證監會人士曾告訴記者，除了通過股價異動的事后監管外，香港證監會去年還成立了新的部門，通過前期監察上市公司通告來提前介入監管。這一部門約二十人，調查人員來自不同專業背景，通過檢驗上市公司通告披露是否前后一致，以及市場反應來進行前期監管。

　　香港證監會主席唐家成和行政總裁歐達禮在年報中指出，許多市場不當行為都是源自單一化的激勵制度以及過于著重績效的狹隘文化，而金融機構將合規責任與主營業務分割的情況也令部分金融機構欠缺問責性，帶來收益和銷售額作為主要獎勵動力的問題，并常常因此而犧牲了道德層面的考慮因素和客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