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并不是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誕生影響了整體金融穩定，而是整體金融(至少是部分群體)出現了需求導致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出現，君不見在其出現之前銀行理財產品仍然層出不窮乎？

　　近日，“取消余額寶”的聲音甚囂塵上。其理由大概如下：一是它抬高了整個中國實體經濟、也就是最終的貸款客戶的成本，而這一成本最終會轉嫁到每個人身上；二是余額寶是趴在銀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蟲”，沒有經過經營風險便獲得暴利；三是像日本同樣是高儲蓄國家，但卻不允許“余額寶”的出現。

　　客觀來看，形容互聯網金融產品是“毒瘤”、“吸血鬼”有些偏頗。一方面，聲稱互聯網金融產品抬高了社會總體融資成本，是完全忽視已成水火之勢的民間借貸；另一方面，縱然一些互聯網金融產品抬高了民眾理財回報預期，也只是對銀行業固守存貸款息差穩定盈利模式的挑戰而已。同時，日本沒有“余額寶”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資金流向相對合理，經過上世紀80年代房地產泡沫后，資金致力于向出口型企業提供服務。

　　鑒于此，我認為并不是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誕生影響了整體金融穩定，而是整體金融(至少是部分群體)出現了需求導致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出現，君不見在互聯網金融產品出現之前銀行理財產品仍然層出不窮乎？

　　那么，究竟是由于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出現給予了社會較高的投資回報，以至于銀行必須抬升存款利率進而將相應成本轉嫁給貸款企業，還是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到來將倒逼銀行調整業務模式，尋求更多元化的經營方式呢？

　　我認為，過往銀行依照較大的存貸款息差維持業務增長的業態模式必然會受到挑戰。自金融危機以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眾多實體經濟行業發展緩慢，而與此同時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卻日漸提升。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無論總體經濟形勢如何，銀行在舊有秩序下更注重風險控制，而非多元化業務類別。銀行寄希望于死守存貸款息差攫取財富，既不正常，也不能幫助整體經濟進一步發展。唯有更合理的貸款分布，更合理的貸款利息收入結構方能在今后的競爭中爭取主動。

　　進而言之，如果互聯網金融產品能夠倒逼銀行改革業務模式，那對于中國實體經濟而言，才是一個真正的促進。同時，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地帶——民間借貸。近幾年，為何全國各地民間借貸發展興盛，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傳統金融機構貸款流向分布不均造成的。如果銀行能夠較為合理地分布貸款流向，或將有效壓縮民間借貸的貸款成本，民間借貸的成本下降會反向降低整體融資成本，畢竟提高社會融資成本民間借貸才是最重要推手。

　　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中國社會融資結構的特點。對于用款企業而言，更高的融資成本早已存在，只是其現于廟堂之外而已。而如果一個公信力更好，更容易監管的平臺替代野草般的民間借貸業務，無疑對各方都是有利的。

　　因此我認為，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存在，可以促進傳統金融體系、模式的改革，甚至有可能對利率市場化起到促進作用。同時，由互聯網支付平臺作為中轉，向民眾提供一個更為良好的投資平臺，幫助大家尤其是缺乏專業理財能力的群體解決實際負利率問題，應該說是一件好事。

　　□溫曉東(財經評論人)

(原標題：“取消余額寶”的論調不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