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曾經聲名赫赫的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在“老鼠倉”里翻了船。今天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偌大的法庭里旁聽人員濟濟一堂。

　　李旭利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其創下多個第一：基金業內第一位投資總監級涉嫌違法違規者；從公募轉至私募涉案第一人；涉及金額上億元在基金業創下紀錄。

　　上午庭審

　　李旭利：有關股票操作只是幫助營業部完成成交量

　　在今天的法庭上，檢方指出，2005年8月至2009年5月，李旭利擔任交銀施羅德基金(微博)管理有限公司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投資總監，2007年8月開始兼任該公司交銀施羅德藍籌股票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經理。在此期間，李旭利參與交銀施羅德公司所有基金的投資決策，并對藍籌基金的資金進行股票投資擁有決定權。

　　2009年4月7日，在交銀施羅德公司旗下藍籌基金、交銀施羅德成長股票證券投資基金進行股票買賣的信息尚未披露前，李旭利指令時任五礦證券深圳華富路證券營業部（現為五礦證券深圳金田路證券營業部）總經理李智君，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國強”證券賬戶內，先于或同期于李旭利管理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買入相同的“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股票，股票交易累計成交額人民幣5226.38萬余元元。同年6月間，李旭利直接將上述股票全部賣出，股票交易累計獲利額人民幣899萬余元，并分得上述股票紅利人民幣172萬余元。

　　檢方認為，李旭利系基金管理公司的從業人員，其利用職務便利獲得該基金公司尚未公開的信息后，違反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交易活動，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之相關規定，應以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追究刑事責任。

　　面對檢方的指控，李旭利首先表示，對于起訴書中的“指令”二字有異議。他稱，有關股票的操作并非自己執行的，只是幫助營業部方面完成一些成交量，曾提示可以買些大盤股，至于購買量則是自己辭職之后才知曉。

　　李旭利在庭上陳述，自己從1998年起從事基金行業，先后任職三家公司。 2008年三季度，他所任職的交銀施羅德公司根據宏觀大背景決定，投資瞄準包括煤炭、股票在內的原材料和資產方向。基于這樣的判斷，從當年11月起，至次年4月初，公司旗下幾乎所有股票型及平衡型基金都參與購入此類股票。因為職務權限，李旭利每天會在交易結束后，對基金經理匯總的信息進行簽字確認，自己對于這些交易都是知情的。

　　在此之前，李旭利的妻子曾經開過股票賬戶進行炒股，雖然證監會有相關規定，基金從業人員的配偶從事股票交易必須報備，但由于李妻使用的是他人名字的賬戶，所以并沒有報備。他們使用的賬戶名字一個是親戚家的員工，一個是自家表兄，資金總額約三四千萬。在李旭利在基金公司任職期間，該賬戶里的資金一直委托經紀人李智君打新股。

　　在2009年4月的一個晚上，李妻接到來自李智君的電話，勸說其購入些股票，李妻不勝其擾，將電話交給李旭利。李旭利在電話中拒絕了李智君的勸說，但當對方提出“要么幫我完成點交易量”時，李旭利松口說“那就買點像工商銀行、建設銀行這類的大盤股”，并明確告訴對方購入二三百萬股。此后，李旭利稱自己對股票賬戶再無關心。直到辭職后，才發現賬戶內資金全部購入了相關股票。

　　李旭利稱，2010年7月，得知證監會開始調查自己的時候，他正與家人同在美國。此后，他按時回國，并積極配合證監會的調查，當時自己并不知道案件已經轉入經偵，否則定會自首。

　　李旭利的代理人指出，在李旭利的股票賬戶購入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的時候，基金公司同期購入的其他煤炭類、地產類股票獲利幅度其實大大高于金融類股票。而基金公司于4月下旬查出銀行放給外地的貸款有可能形成壞賬后，已經大量拋售股票，但李旭利卻在6月中下旬才開始拋售，以此說明李并沒有利用公司未公開信息的故意，操作股票只是基于自己的專業判斷。

　　截至記者發稿，庭審還在繼續進行中，預計將持續一天。

　　在投資領域曾聲名赫赫

　　“五道口”高材生，參與籌建國內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

　　在投資領域，李旭利聲名赫赫。這位畢業于“五道口”（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高材生，26歲起開始在南方基金(微博)擔當基金經理。在2001年—2005年的大跌中，他所管理的產品始終保持正收益。 2005年從南方基金跳槽交銀施羅德之后，也一直保持穩健增長。縱觀其投資生涯，是個“拿獎拿到手軟”的人物。

　　1973年出生于四川眉山的李旭利，生就一張白凈的娃娃臉，身材不高。少時生活困頓，使其異常勤奮，為了走好人生每一步付出了雙倍的刻苦努力。 1991年，18歲的李旭利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投資經濟學系，次年，在一場校園模擬股市大賽中，李旭利與高兩屆的師兄裘國根初次結緣，并開始展露出對投資的天分和興趣，也為兩人此后十多年的聯手埋下了伏筆。

　　大學畢業后，李旭利順利考入素有“中國金融界黃埔軍校”之稱的“五道口”（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三年的研究生生涯為他積累了更多的人脈資源，也開闊了視野。在外界看來，“五道口”是一個神秘的小圈子，一部“五道口”的校友史幾乎是中國金融史的翻版，有校友曾稱“人不多，大家都熟，稱兄道弟，互相幫忙”。看慣了校友們迅速積累財富，多數人心中都有一個財富夢想。

　　研究生畢業后，李旭利并沒有選擇進入中國人民銀行工作，而是南下深圳，參與籌建國內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南方基金。在南方基金，李旭利從研究員、交易員做起，憑借出色的業務水平，很快升任基金經理助理，并在2000年成為南方基金旗下“天元基金”的基金經理。

　　那一年，他26歲。

　　此后，在大多數基金公司如走馬燈般換基金經理的時候，李旭利在這個位子上一坐就是四年，被業內稱為“最長壽基金經理”。在此期間，A股經歷科技股泡沫的破裂，指數從2245點一度跌近1000點，而他所管理的南方基金卻始終能夠獲得正收益，逆市跑贏大盤。正因如此，李旭利和南方基金成為各項基金評選活動的常客，“金牛獎基金經理”、“晨星年度基金經理獎”等獎項拿到“手軟”，其中李旭利兼任的“南方穩健”還拿下業內相當有含金量的“持續優勝基金”獎。

　　到2004年，30歲的李旭利已成為南方基金這家當時全國最大的基金公司的投資總監。

　　少年英雄，誰與爭鋒？

　　然而，正當李旭利在南方基金的事業蒸蒸日上時，他卻于2005年出人意料地辭去所有職務，離開工作了8年的深圳，轉戰上海，籌建“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公司”，出任投資總監。

　　“雖然從頭至尾參與南方基金籌建過程，但從來沒有自己組建過團隊，而交銀施羅德卻為我度身定做投研團隊，推出交銀施羅德穩健配置基金，正是這種新鮮的吸引力打動了我。 ”對于這次跳槽，李旭利是這樣解釋的。

　　彼時恰逢A股出現空前大牛市行情，李旭利帶領其團隊穩扎穩打，多只基金業績穩健，獲得業內外的一致好評。

　　資金轉入他人賬戶名下

　　電腦泄露機密，大舉建倉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上億元

　　2009年5月，正當交銀施羅德基金的總資產規模接近千億、李旭利直接掌管的資金規模超過百億元時，李旭利再次出人意料地選擇離開。

　　這一次，他選擇創業，而與他聯手的正是他在大學時的師兄、如今資本市場的大腕級人物裘國根。兩人合伙出資3000萬元，創辦“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裘國根擔任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李旭利出任首席投資官，主打“重陽5期”的操作。

　　新產品募集后，短短30多天便吸引接近11億元的資金追捧認購，創下國內單只私募產品募集規模的新紀錄。彼時正是公募基金經理過檔私募基金的高潮期，一時間“私奔”成為基金業的熱門詞，而陽光私募更是憑借2009年的突出業績在2010年開始膨脹式發展。

　　然而一年后，李旭利卻以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理由”結束了在重陽投資的工作。 2010年10月25日，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發布公告：“重陽投資首席投資官李旭利先生由于身體原因和自身安排，已于近期辭去公司的職務，正式離開重陽投資。”

　　消息一出，上海基金界如炸鍋一般，公募、私募以及媒體都在猜測李旭利在此時選擇離職的原因，一時間各種傳言甚囂塵上。面對各界詢問，李旭利表示，自己離開是因為“身體一直不太好，比較累”。一個月后，關于他被監管層調查的傳言便在坊間流傳。直到去年8月下旬，李旭利證實被上海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刑事拘留。

　　2010年下半年，上海證監局發起對交銀施羅德基金另一位出走私募基金經理鄭拓的調查。調查人員順便將該基金公司其他人員的電腦亦帶走調查，而李旭利早于一年半前辭去交銀施羅德基金投資總監一職。

　　據悉，證監會稽查部門對所帶走電腦過往交易記錄進行逐筆檢查，在調查李旭利個人賬戶的過往交易記錄時，將其與李旭利所管理基金持倉詳細比對，其中有多筆確鑿的“老鼠倉”行為。基金公司“老鼠倉”有多種表現形式，最常見的是基金經理等，在以基金資金拉升某股前，先用個人資金在低位建倉；待某股價格被拉升至高位后，個人部分先賣出獲利，李旭利采用的獲利方法不外于此。

　　監管部門在發現上述交易記錄后，隨即開始從資金流追蹤，發現該筆資金在2009年2月前后轉至外地一位營業部負責人名下。經過調查得知，該賬戶隨后大舉建倉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上億元。上述兩只銀行股，在被該賬戶買入期間表現不俗。工商銀行自2009年3月開始的每股3.65元，一路上漲至當年6月底的5.5元左右，漲幅達到50%；建設銀行同期亦從每股4元左右上漲至6.5元，漲幅甚至超過60%。

　　至此，整個案情得以被查清。

　　分析

　　“老鼠倉”是基金業頑疾，在業內并非秘密作案人員通過指令他人賬戶進行交易

　　對于“老鼠倉”行為，取證難，獲得證據后定罪也難

　　基金業發展一直面臨基金管理人和監管部門的博弈。市場多個主體之間，相互勾結，交換利益，損傷投資人利益的行為層出不窮。

　　“老鼠倉”可以說是基金業的頑疾，這在業內并非秘密。近年來，基金從業人員違法違規行為屢屢被查出，操作方式亦更為大膽和直接。監管部門也加大查處力度，頻繁派出大批次調查人員調查。

　　對“老鼠倉”行為的取證很難，而獲得證據之后，定罪的難度同樣很高。很多從事“老鼠倉”的人員熟知法律條文，一般不用自己及家屬的賬戶直接操作，而是通過指令他人，用其他賬戶進行交易，在認定是否授意他人進行交易方面存在困難，除非取得直接證據。此前，“老鼠倉”的違規成本僅限于罰沒所得、罰款、市場禁入等行政處罰，這難以遏制抱有短期獲利心態的基金從業者。

　　如景順長城原基金經理涂強，通過網絡下單的方式，操作親屬開立的兩個證券賬戶從事股票交易，先于或與涂強管理的基金同步買入相關個股，先于或與該基金同步賣出相關個股，非法獲利37萬余元，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除沒收違法所得外，另罰款200萬元，并終身禁入市場。

　　長城基金(微博)原基金經理劉海，被查實通過電話下單方式，操作妻子黃某賬戶先于劉海管理的債券基金買入并賣出相關個股，為黃某賬戶非法獲利13萬余元，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沒收違法所得外罰款50萬元，并罰3年禁入市場。

　　而2008年時，證監會對于原上投摩根交易員唐建“老鼠倉”的處罰是：取消基金從業資格、沒收非法所得并處以50萬元罰款。不過，2009年2月出臺的《刑法修正案（七）》，將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老鼠倉”行為定義為“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而情節嚴重的依照“內幕交易罪”的規定處罰。2009年10月16日，最高法和最高檢公布了 《關于執行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四）》，追究基金 “老鼠倉”的刑事責任從此有了法律依據，該罪名即被確定為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

　　根據最新刑法修正案，“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相關規定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

　　去年九月，證監會在通報中明確：“將繼續密切關注市場變化和違法違規行為的新情況、新特點，進一步加大案件的查處和曝光力度，繼續將打擊內幕交易作為執法工作的重點，繼續嚴肅查處市場操縱、基金‘老鼠倉’、虛假信息披露等違法違規行為。 ”

　　犯罪嫌疑人李旭利在擔任交銀施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期間，于2005年8月8日至2009年5月25日，利用未公開信息，非法交易股票2只，累計交易 （買入）金額達5226.38萬余元，非法獲利金額達1071.57萬余元。

　　涉案金額達5000余萬元

　　“交銀系”多個基金被卷入“老鼠倉”

　　日前，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在上海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李旭利“老鼠倉”案件進展。通報顯示，李旭利“老鼠倉”一案涉案金額高達5000余萬元，且涉及基金包括了交易藍籌、交銀成長和交銀精選。

　　根據通報信息，2011年7月，上海市公安經偵部門接公安部下發的中國證監會移交案件，立案偵查“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經偵查查明，犯罪嫌疑人李旭利在擔任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期間，于 2005年 8月 8日至2009年5月25日，利用未公開信息，非法交易股票2只，累計交易（買入）金額達5226.38萬余元，非法獲利金額達1071.57萬余元。

　　期間，李旭利為逃避證券從業人員不得本人或替他人從事股票交易有關規定的監管，指使其親屬借用他人的身份證在本市五礦證券某營業部開立證券賬戶，并控制了上述證券賬戶的資金密碼和交易密碼，利用這些賬戶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精選基金買入或賣出同一股票，牟取非法利益。

　　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于2011年8月13日在北京將李旭利抓獲。根據2009年2月出臺之《刑法修正案（七）》的相關規定，李旭利于2009年2月28日-2009年5月25日之間近三個月的交易行為將涉及刑事責任。

　　公開信息顯示，在監管部門嚴查“老鼠倉”的態度之下，去年以來，因為涉嫌“老鼠倉”而翻船的基金經理已有三位，分別是原光大保德信基金(微博)經理許春茂、原國海富蘭克林基金(微博)經理黃林以及原長城基金公司韓剛。其中，許春茂因非法獲利209萬余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韓剛因違法獲利30余萬元，獲刑一年，而黃林則被證監會依法行政處罰，取消黃林的基金從業資格，并處以30萬元罰款。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的通報，李旭利的“老鼠倉”不僅涉及其執掌的交銀藍籌，還涉及交銀成長和交銀精選，而這兩只基金中，李旭利都未曾擔任過基金經理，在李旭利此前擔任基金經理的另一只基金——交銀穩健中，其基金經理鄭拓“老鼠倉”的情況也已于近日通報。也就是說，從鄭拓到李旭利，從交銀穩健、交銀藍籌、交銀成長到交銀精選，交銀施羅德基金的投資正副總監以及多達4只基金都被卷入“老鼠倉”漩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