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李小曉|北京報道

　　有人說，中國公募基金開始進入沒有英雄的年代。

　　4月29日，公募基金標志性人物、有“公募一哥”之稱的華夏基金(微博)副總經理王亞偉，宣布辭職。5月8日，公募基金行業的“經營之王”、華夏基金總經理范勇宏也宣布離任。至此，中國基金業“老十家”的最后一位創始人也退出了這場游戲。

　　一個時代的背影

　　基金“老十家”包括南方、國泰、華夏、鵬華、富國、嘉實、華安、博時、長盛、大成在內的中國第一代十家基金公司。

　　1998年，證監會批準成立了首批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主營業務包括基金發起設立、基金管理和中國證監會批準的其他業務。此后，這十家公司成為基金排行榜上長盛不衰的熱門公司，人們親切地稱之為“老十家”。

　　“老十家”創建時，公司首任總經理都只有30歲左右，且均懷揣碩士以上名校文憑，可謂一時才俊。然而，他們卻沒有在基金總經理的位置上停留太久。背后的原因可謂五花八門，大致可歸為三個類型：原地起跳型(如陳勇勝、肖風、洪磊)——升任董事長或從政；夢想型(如張佑君、龍小波、李建國、范勇宏)——不甘止步于此，另謀高就；欲速不達型(如熊雙文、員瑞恒、韓方河)——犯了錯誤被迫下課，甚至有人鋃鐺入獄。

　　原地起跳型的代表人物非陳勇勝莫屬。1998年3月5日，國泰基金(微博)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陳勇勝成為中國第一家基金公司的第一任總經理。在陳勇勝的主持下，國泰基金的工作日趨平穩，一年多后，陳勇勝全身而退，成為公司的董事長，這個身份一直延續到現在。

　　剛剛離職的范勇宏是典型的夢想型。事實上，他和王亞偉的辭職并不令業內人士奇怪，大家認為這是“早晚的事”。知情人士稱，范勇宏在華夏基金一直比較強勢，甚至想主導接盤者的選擇，因此和股東不和，并且萌生退意。早在2011年9月，他和王亞偉就曾提出辭職申請，但遭到了證監會的駁回，理由是“社會影響過大”。今年五一前夕，二人終于順利全身而退，范勇宏也立刻投入了自己夢想已久的事業——籌辦中國基金業協會。

　　之所以產生范勇宏這樣的“有志者”，也在于他們對公募基金現狀的不滿。范勇宏在2010年底曾經公開表示，從內部來看，基金發展遭遇到制度的瓶頸，目前仍無法實現持有人、基金經理利益一致性的問題。其結果是，基金公司管理層和基金經理等人才頻繁跳槽，或者由公募轉向私募等其他資產管理領域。而范勇宏所籌辦的中國基金業協會，作為未來該行業的獨立自律性組織，可以對基金銷售活動進行自律管理，并對基金銷售人員進行資格管理。

　　元老之一、現任中國證監會基金部副主任洪磊也曾公開表示，“我國基金行業的未來取決于我們自律性機構發展的速度……它能夠對我們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行為，對我們基金風格的穩定起到一個非常好的約束作用。”

　　業內人士認為，范勇宏能夠加入這支籌建隊伍，估計除了華夏基金外的每一個基金人士都會感到快慰。

　　相較而言，欲速不達型的幾位元老則比較悲劇。

　　員瑞恒2006年因違規組織策劃大象創投等公司進行資本運作、擅自出境和婚外生子，成為中國基金業高級從業人員被開除公職的第一人。

　　1999年初，因對南方證券1996年10月至1997年4月間違反證券法規的行為負有主要責任，熊雙文被暫停證券從業資格六個月，此后他曾努力再度在證券行業謀職，不過未能如愿，如今已經銷聲匿跡。

　　韓方河是下場最慘的一個，2007年因受賄400多萬元(含一套當時價值200萬元的豪宅)及共同操縱股價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如今依然在獄中服刑。

　　從張佑君到員瑞恒，再到范勇宏，“老十家”元老們不同的歸宿映射出的則是相同的行業環境。“只要是市場可作為的事情，監管部門就要堅決放松管制，但任何機構和個人都不能搞‘老鼠倉’、不能進行非公平交易、不能搞各種形式的利益輸送。”2012年3月洪磊公開表示。

　　誰愿意終老公募基金？

　　有媒體預言，王亞偉的離開，不僅可能終結華夏基金行業第一的“神話”，也可能帶動全行業的一次轉身。

　　對眾多曾追隨王亞偉的投資者來說，王亞偉的離去也讓“王亞偉概念股”成了記憶，華夏基金更變得空余一具軀殼。今年一季度，華夏旗下部分基金已經出現了凈贖回，其中華夏大盤精選凈贖回份額高達1.6億份，凈贖回比率為25.69%。人們揣測，這和王亞偉離職的消息有關。

　　而對于整個公募基金行業而言，元老們的先后離去，也讓這個年輕的行業面臨“不可承受之輕”。僅僅13年時間，公募基金行業已從一個朝陽行業慢慢開始出現退化衰老、青黃不接的跡象，核心人才的頻繁變動就是其表現之一。

　　根據晨星統計，截至2012年2月底，最近一年公募基金行業共計發生基金經理變動200次，與去年同期的149次和2010年同期的94次相比，公募基金經理換將的頻次進一步放大。基金經理的人均任職年限僅為1.5年。

　　“做基金經理盡管表面光鮮，實則有難言之苦。”某基金員工馬前(化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如今的嚴格監管下，每個基金經理都要在攝像頭的監視下度過每一分鐘，工作時間的行為全部被監控。除了自己的賬戶，就連父母妻兒的賬戶都要逐一上報。此外，行業的排名壓力讓基金經理們不堪重負。“就像懸在上空的利刃，今年的茍活也不能保你明年的安泰”。“業績考核不達標可能隨時被炒魷魚。更有甚者，公募基金還要承擔違規風險，一著不慎就戴上了‘操縱股價’的帽子，很可能終身不能進入這個行業。”馬前說，“‘老十家’里這樣的前車之鑒還少嗎？”

　　近兩年，隨著A股熊市，公募基金經理轉投私募或實業成了一股風潮：2010年9月，交銀施羅德總經理莫泰山轉投重陽私募公司任總裁；2010年12月，天治基金(微博)總經理劉珀宏轉投尚奕私募公司任合伙人；2011年6月，招商基金總經理成保良轉投上海瑞力投資有限公司任董事長……業內風傳，王亞偉離職后也計劃單飛去香港做私募。

　　“在私募基金里，你有更高的經濟回報，更靈活的投資渠道，沒有行業排名壓力，也沒有進監獄的擔憂。”馬前說。

　　事實上，快速的人員流動并不僅限于公募高層，在公募普通員工中更是常見。據馬前介紹，名校高材生進入公募，花2-3年可以從普通職員做到基金經理助理，再2-3年就可以做到基金經理，但基金經理并不是他們的夢想，這一過程都是為了鍍金。“許多公募基金人一方面為了謀生戶口，一方面也在借此獲得資源和人脈，以便未來去其他行業發展。除了私募基金外，信托、期貨、實業等公司都非常喜歡有公募背景的人。在眾多誘惑下，有多少人愿意在公募基金終老呢？”馬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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