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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王亞偉:那些關于他的贊美與質疑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4日 05:59  21世紀經濟報道
王亞偉在離職發布會上 王亞偉在離職發布會上

  本報記者 楊穎樺 北京報道

  5月10日,告別晚宴上,王亞偉又再度被華夏員工圍繞在身邊,他們一次又一次的走到了王亞偉身前,與他碰杯話別,許多人在晚宴結束后都仍然久久不能平靜。

  就在不久前,類似的一幕剛剛在華夏基金(微博)位于北京金融街通泰大廈12層的會議室中上演,用兩個半小時與在場40多家媒體告別的王亞偉,在發布會結束后,也被記者們圍在了人群中索要簽名合照。

  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在當時的現場,有一個華夏基金研究部的員工,也擠入了人群,走到了王亞偉面前,介紹自己的身份,同時表達自己對于他的敬佩。

  同一天晚上,經王亞偉自己認真修改直到晚間10點鐘才完成的發布會實錄,由華夏基金官方微博在網上公開,當晚的輿論幾乎被他的離別淹沒。

  從華夏人,到媒體輿論,再到整個市場的參與者,多年來,王亞偉總是被圍繞在人群的中心,猶如一個山峰上的神話,孤獨地被大多數人仰望,贊美的同時卻又被不斷地質疑。

  質疑:重組股與小基金

  經得起多大的贊美,就要承受得了多大的質疑,這點在王亞偉身上體現無遺。

  毋庸置疑,王亞偉的投資業績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肯定,在中國A股里有公開記錄的產品里,傳奇基金華夏大盤的業績迄今仍傲視群雄。

  然而,市場對他的質疑良多,首先是重組股和封閉式基金的投資操作模式。在前者上的多次押寶成功,使得市場質疑他涉嫌內幕交易、引導了重組股投機的市場氛圍;后者封閉式的小規模基金操作,成為同行質疑王亞偉“神話”的主要論據。

  對于前者,王亞偉在5月7日面對記者時指出,“從14年的時間來看,投重組股是我投資生涯中一個很短的階段,而且我投重組股,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說從我投資的比例上,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重組股對于我基金的整體業績影響不大。”

  他一再強調自己的組合投資,實際上,這在業內人士中也得到了同感。一位公募投研人士就對記者指出,實際上觀察王亞偉的組合,他的業績是通過分散持股而實現的,很多個股的持倉量都不超過總資產比例的3%。

  數據也印證了這點,以2010年王亞偉與他當年最主要的對手孫建波做對比。

  2010年年報中,華夏大盤共持有103只股票。其中,ST類股票4只,占資產凈值的比例最高僅為1.66%,最低的只有0.23%,四者加起來也不夠資產凈值的4%。而當年王亞偉在基金年報和上市公司年報中呈現出來的持股是103只,而孫建波的持股是85只。但是前者規模為77億,后者為126億,也就意味著以公開數據計算,王亞偉每只股票上建倉僅為0.75億,后者則為1.48億。

  如果把時間線拉得更長一點,從2007年到2011年每年公開數據呈現出的王亞偉在華夏大盤精選基金的持股數量來看,依次是115家、60家、82家、103家和95家,平均數為91家。而這些年,華夏大盤的年底規模依次為56億元、30億元、63億元、77億元和63億元。

  這意味著,從2007年到2011年,以華夏大盤為例,王亞偉在每只股票上的平均持股市值為0.49億元、0.5億元、0.77億元、0.75億元和0.66億元。而這僅僅是基于其在公開資料中所能查找到的數據而得出的結論,“非常了不起”前述人士指出。

  而對于小基金的質疑,前述投研人士就認為,王亞偉是個交易感覺很好的基金經理,實際上小規模、封閉式的基金更適合他。他指出,王亞偉其實是業內很早就開始采用批量組合下單方式交易的基金經理,而且這方面的能力突出。

  孤獨:王亞偉的“擠出效應”?

  王亞偉投資的秘密,也許只有他自己深得奧妙,但是市場對于他的質疑,還緣于他巨大的明星光環下的“擠出效應”。

  一是對于公募基金乃至整個市場,除了重組股之外的投資模式的擠出。對此,王亞偉則直言,他的風格是“尊重市場、挖掘市場中被低估的投資機會。”過去的重組股投資僅僅是他發掘了當時市場未被發掘的機會。

  更為重要的是,“一哥”在他離開的封筆之作中,已經詮釋了他對于“投資強調與時俱進”的說法,華夏大盤一季度的重組投資特色已經大幅度減弱。

  王亞偉說,這是因為“重組股現在整體來看沒有超額收益”,“調整背后是我對市場投資機會發生變化的判斷。”

  另一方面,他對于華夏團隊其他明星投研人士的“擠出效應”也多年來一直存在爭議。有人質疑公司市場宣傳中對他的傾斜,是導致日后多個華夏出色投研團隊的離開主因。有人指出王亞偉擁有從券商到內部投研的單獨小組支持,別人無法比肩。

  “除了業績出色,王亞偉在公司中表現出來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基金經理。”有華夏基金人士對記者指出。而他更是辭去投委會主席,徹底離開投研團隊人士管理工作,實際上只管自己的兩只基金,具體投研部門的行政事務,由投資總監劉文動主管。

  而或許更為重要的是,華夏本身投研體制決定了王亞偉實際上在資源上能否得到超公平待遇的傾斜。

  和部分投資總監擁有絕對權威的基金公司不同,華夏基金的基金經理在自己管理的基金上擁有較大話語權,華夏基金的投資決策委員會負責判斷一段時間內證券市場的基本走勢,決定基金資產在資產類別間的分配比例范圍,基金經理只有少數重大單項投資決定需經投委會審批。”

  而投委會對于基金經理個人的影響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次。

  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2007年11月,大盤已經呈現瘋狂的時候,華夏基金投委會做出了歷史上第一次“強制性集體減倉”的決定,要求公司所有基金將股票倉位降低,積極抵御市場系統性下跌的風險。同時,投委會對旗下各只基金不再考核在此期間的業績排名。

  而事實上,這或是王亞偉在2007年成為“最賺錢基金經理”后,在2008年成為“最抗跌基金經理”背后的華夏團隊決策給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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