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07年初買了基金，1.1元左右買的，現在大概是8毛錢。”本周二，全國人大財經委原研究室負責人、原基金法起草工作組組長王連洲(微博)來到大眾證券報社與本報記者座談。作為基金法的奠基人，王連洲也是一位虧損的基民，這個小秘密一下就拉近了記者和他的距離。他常常思考，為什么基金業這兩年總是虧錢。

　　“基金法剛設立的時候，確實有些地方還考慮得不太周到。”王連洲認為，基金業的困境有整個資本市場不景氣的影響，但有一些是當時制度設計上的缺陷造成的。

　　他指出，首先是基金的倉位和投資范圍均受到了限制。去年中國的股市已經落到全球最差勁股市的倒數第二差，而今年的滬指從年初的3300點又下跌了將近1000點。在這中間，制度決定了基金必須持有60%的倉位。而市場的其他參與者如保資、信托等則不需要受這些限制，這逼著基金必須承擔損失。他希望，管理層能夠去拓寬基金投資的范圍，讓基金公司轉型為資產管理公司。“如果錢僅僅投在二級市場上，無論如何都是難以持續的。”

　　其次，他指出制現行的制度談不上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基金公司拿別人的錢干別人的事情，積極性當然不高。

　　“跟國外的基金法律比，我們的法律里面少了一個發起人的概念。國外是有一個發起人，再由基金發起人去聘請基金管理團隊來管理基金，這樣有一個制衡。我們這里，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發起人都是基金公司。我們的制度里，基金持有人大會可以保護基金持有者的利益，但事實是，這個會根本開不起來。基金持有人大會必須要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支持才能召開，否則就不能召開，這讓基金持有人的權益難以實現。”

　　第三，他認為基民付出的各種費用太多。

　　“在基金、券商、銀行之間的金融產業鏈中，讓基金向銀行讓出了一半左右的管理費收入，銀行依靠渠道資源坐收分成，致使基金公司盈虧平衡的規模日益提高。與此同時，基金通過券商的交易行為買賣證券，所支付的交易傭金高達千分之一左右，加上我們的基金新手們來回的頻繁交易，使基金傭金達到百分之一左右。這對券商來說是吃大不吃小，本來基金是交易收費的大客戶，應該享受批發價格的優惠，但執行的是零售價格大于批發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基金又怎么能賺到錢呢？還有托管費、中間服務費、信息披露費等等，據有人統計，基民的成本起碼大于6%，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基金又怎么能賺到錢呢？為什么大家現在的情緒比較大，對基金的信賴程度降低，這不完全是基金公司、基金行業的問題，而是整個制度設計、是證券市場的問題。”

　　除了制度問題，王連洲還對一些基金從業者的工作態度提出了批評。“2007年的時候，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總說我給投資者賺了多少錢，認為還沒有提取相應的報酬，還覺得委屈。當然，他這種埋怨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沒有想到那是整個市場好，人家不買你的基金，買股票也掙錢。”

　　在和本報記者的交流中，王連洲對本報一直努力進行的投資者維權行動非常認可。他希望，媒體能在保護投資者利益上更多的鼓與呼，與市場各方共同推動證券市場的制度進步。“很多問題的確一時難以解決，我們只能不斷地呼吁，不斷地呼吁，去爭取得到進步。”

　　記者 陶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