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楊卓卿 北京報道

　　走過2011年上半年，上海地區的兩只私募基金數君投資與紫石投資分別成為今年上半年非機構化產品與結構化產品的收益冠軍。盡管各地私募業績依然形成分庭抗禮之勢，近期有關陽光私募地域分布的研究報告卻引發業內討論——深圳、上海，到底哪個是私募之都？

　　朝陽永續最新統計顯示，上海已成為國內陽光私募集中程度最高的地區。具體而言，發行陽光私募產品的私募投資顧問公司全國共計523家。其中，上海市、廣東省和北京市的投資顧問數量及其發行的陽光私募產品數量分居前三，同時上海的投資顧問數量占比最高，幾乎是北京和深圳兩地的總和。

　　“這份報告雖然截止日期是今年4月份，但近期數量變化不大。”朝陽永續首席運營官張子冰認為，充裕的民間財富、良好的經營環境，是陽光私募管理人選址的重要參考依據。“從數據來看，近年上海及北京投資顧問的發展速度要超過深圳，而上海一直保持著優勢，體量最大。”

　　深圳優勢減弱

　　陽光私募的投資顧問(實際管理人)主要分布于經濟比較發達的省市，經濟相對落后的省市分布較少甚至沒有。在金融行業發達的上海市、廣東省、北京市等，投資顧問最為集中，注冊投資顧問數分別達到194、132和102家，三地相加占據所有投資顧問的82%。

　　相比于后起之秀北京，看到榜單數據的業內人士大多發出“深圳怎么這么少？”的疑問，畢竟早在2004年“私募之父”趙丹陽在深圳創辦第一只私募基金之時，業內便將“私募之都”之名冠以這個城市。

　　然而，如果單單從數據的角度來看，深圳地區的私募版圖優勢確實在減弱。

　　據了解，在2008年，全國陽光私募總數為162家，而今，這一數據躍進至523家，增長幅度為222%。與此同時，數據同樣顯示出深圳的地位下降明顯。2008年，深圳的私募投資公司數量占比為27%，而這個數據在2011年4月僅為18%。

　　現如今，北京私募投資公司數量已經趕超深圳，而上海私募投資公司的數量幾乎是深圳與北京之和。

　　究其原因，張子冰認為：“首先，上海是金融中心的地位明確，包括它是上交所所在地，金融環境與基礎很好；其二，近年長三角地區的發展趨勢要比珠三角地區迅猛，這為投資顧問提供了扎堆的高端理財客戶。”

　　長期活動于上海與北京之間的同億富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陳銘則談道：“給我的感覺是上海的投資氛圍是幾大城市中最濃厚、最好的，正大廣場每天都安排好幾場路演，各種類型的私募聚會也在業內非常常見。”

　　“實際上，上海給予陽光私募的財稅政策只能算中等，不過現在監管層也在為加大支持力度做準備，前段時間上海市工商局及金融辦來公司調研，談到要加大對這個領域的支持，還計劃在張江高科附近設立一條私募華爾街。”一位第三方高管向記者表示。

　　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盡管相關數據已顯示出深圳地區私募發展的相對“落后”，在去年年中政府扶持私募領域政策出臺之后，更多私募人士開始對此寄予厚望，達晨創投創始合伙人劉晝便是其中之一。

　　劉晝以“起個大早卻趕個晚集”來形容深圳曾經的市場環境，“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開放的土壤環境也很為當時的創投公司所看重，但在之后由于對一些政策的落實程度不夠，深圳的創投環境實際上落后一些領先城市不少，甚至讓人感覺不到深圳市的一些鼓勵性政策是切實的好事。”

　　劉晝認為，深圳已經在重新認識私募股權的意義。2010年8月，《關于促進股權投資基金業發展的若干規定》正式發布，成為政府首次系統性提出的對深圳私募行業的政策扶持。

　　其中，根據注冊資本的不同規模，深圳新注冊的股權投資基金可享受不同等級的獎勵，最高獎勵達到1500萬元。投資深圳的企業或項目，還可根據其對深圳的經濟貢獻，按項目退出或獲得收益后形成的地方財力的30%給予一次性獎勵，但單筆每個項目獎勵最高不超過300萬元。

　　融智私募基金評級創始人、深圳市金融顧問協會秘書長李春瑜認為，深圳市政府出臺的這些政策，雖然在時間上晚于北京、上海，但是，其中的措施力度、領先程度卻遠遠超過這些城市。深圳政策雖然沒有天津的政策激進，但是更符合深圳私募業的發展現狀。

　　“我看好這個大環境，希望這項政策能落實好，讓私募股權在深圳這個環境下能產生群體效應。”劉晝曾向記者表示。

　　不過在政策實施一年之后，多數業內人士卻以“執行力不夠”來評價上述政策。

　　明達資產董事長劉明達向記者表示：“就支持力度來講，二級市場要弱于一級市場，記得這個政策是由副市長親自表態，各項條例都說得很明確，但具體效果還是要靠執行力說話。”

　　深圳市天圖創業投資有限公司高級合伙人兼投資總監馮衛東則表示：“其實政策的支持力度還是蠻大的，但執行力度還是不夠，在工商及稅收方面的流程效率都要比天津低很多，這也是圈內的朋友在政策出臺之后還是更傾向于在天津注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