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法是專門為你們立的。”

　　2003年10月，《證券投資基金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后，金融界同行如此羨慕地對基金業說道。

　　確實，很少有哪個行業有這樣的“殊榮”——擁有一部屬于自己的法律，更何況是當年尚處于“襁褓”中的基金業。

　　《基金法》的出臺，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基金業在證券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機構投資者的壯大和發展，對我國基金業乃至證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此后，基金的法律地位被提高，優勢被確立，并得以在2006～2007年中快速高效的發展。　

　　張瑜華  報道

　　2004年劉建平離開北京時，整理《基金法》立法過程中產生的“花臉稿”——A3紙修改稿，竟然裝了整整一箱子。

　　“匯集了太多人的想法和智慧，不同的構架、不同的看法，前后大改就有十幾稿。”中歐基金總經理劉建平曾參與《證券法》的立法，又全程參與了《基金法》的立法，親筆撰寫了其中的條款。

　　伴隨著法律文稿日漸清晰，可以說，他熟悉著這部法的每一個環節，每一條表述。那些文字背后的故事，以及當年立法過程中的艱難歷程，現在回想起來都宛若眼前。

　　從無到有的艱難探索

　　1998年3月，中國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成立；1999年年初，《基金法》就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是年3月，立法領導小組、顧問組和工作組即宣告成立。當時在證監會基金部工作的劉建平，作為工作組成員，參與起草《基金法》。

　　“由于基金活動有許多特殊規則，不同于股票、債券，再加上《證券法》頒布前夕，證券投資基金剛開始試點，缺乏實踐經驗，所以當初基金并沒有一并納入《證券法》監管。”

　　劉建平回憶道，當時對于基金業而言，1997年通過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是一部比較全面的監管規則，對基金行業的初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但理論界人士、主管風險投資基金的國家科技部和主管產業投資基金的國家計委，對于《基金法》的立法很積極，希望起草一部《投資基金法》，以此推動各類投資基金的發展。”

　　并且，最初的想法，是將證券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統一在一部法中，爭議頗多。但也因此在立法前期，各方人士可謂是“吵得一塌糊涂”。

　　正式進入起草階段則是 1999年11月，深圳的《基金法》國際研討會上，對產業基金法如何規范、合伙制基金和私募基金是否有必要規范等問題，成為討論的焦點，而且各方分歧極大。

　　根據深圳會議的討論初稿， 2000年1月基金法草案首次公開征求意見。

　　“當時的初稿只是簡單的拼湊，沒有經過整合梳理。”劉建平說道。三類基金的主管部門本身就沒有形成統一意見，將三類基金單獨成篇但放在一起，卻造成了整個法的體系紊亂、邏輯不清，尤其難寫的是立法宗旨。

　　當時該草案在小范圍內征求意見，各方反應之激烈可以想見。

　　2000年6月，寧波。全國人大財經委召集立法的三個小組開會，要解決三類基金統一的問題。但相對于稚嫩的證券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的市場化運作經驗更稀缺，甚至其主管部門都對此感覺不成熟。

　　此時，顧問組的梁定邦，提出了一個讓各方眼前一亮的建議：不要按用途區分三類基金，而按資金來源，分為公募和私募基金，后者即為向特定對象募集的基金。并在2000年9月，基金法草稿第三稿中，將“向特定對象募集資金的基金”單列一章。

　　而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里，基金法一直處于圍繞不同問題的爭議討論階段。比如產業投資基金能否公募？如何監管？證券市場的私募基金如何規范？向特定對象募集資金的基金如何立法？

　　當時盡管工作組做了大量的協調努力，但是欲融合各方意見，依舊使起草工作的摸索階段充滿了磕絆。      

　　工作組除了內部的討論學習外，也充分吸收境外的經驗，不斷請境外人士講課。起草小組部分成員，還專程到國外學習，請教境外同行。但每個國家和地區的做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中國的立法不可能照搬。

　　“寫得很艱難。”劉建平直言。一方面缺乏經驗，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套用海外成熟的模式。雖然聚集了多方資源智慧，但整個小組都在經歷著艱難的探索。

　　其后在2002年2月的北京皇城賓館會議上，終于決定對證券投資基金單獨立法，從而避免了更大范圍的爭議。這 真正奠定了基金法日漸清晰的基礎。

　　劉建平說，此時科技部和國家計委也改變了想法，不再堅持將風險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寫入法內。

　　在這之后，基金法小組又對基金的定義、組織形式、私募基金等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討論明確。過程中依舊伴隨爭論。

　　在初步成型后， 基金法文稿很快進入審議階段。一審過后，《基金法》草案由全國人大財經委，移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修改。

　　此后進程明顯加快，非典期間內也沒停滯，一年內即送交全國人大常委二審、三審。 劉建平所在的工作小組，也不斷經歷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拷問”，一稿又一稿地修稿，但“進展很快”。

　　2003年10月28日下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146位委員中，1人反對，1人棄權，其余都贊成，《證券投資基金法》終獲通過。

　　那一刻，劉建平在一旁列席。一切的付出都值了！

　　爭論仍有借鑒意義

　　2004年6月，劉建平離開證監會，南下到上海，任職于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9年擔任中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從裁判員到市場的參與者，伴隨整個基金行業漸行漸遠，慢慢成長，感悟很多。即便是現在回想起當時立法過程中的討論爭議，劉建平認為想要徹底的解決仍需要一定時間，“這個行業雖有較大成長，但仍在摸索前進中”。

　　比如，在《基金法》中對基金公司的業務范圍未作明確規定。劉建平說，當時的爭議在于委托理財是否屬于基金公司的業務。

　　觀點之一是委托理財應屬于基金公司的當然業務，基金公司已開始受托管理社保基金，完全有能力管理委托理財。考慮到社會上有大量的委托理財需求，當時建議《基金法》明確基金公司的此項業務。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委托理財與公募基金的運作相差很大，規則不一。《基金法》若規定不清，可能導致非法集資等行為，應另作規定。

　　現在這些問題已經不成為“問題”了， 基金公司的業務范圍有了較大的拓展，專戶業務早已成為基金公司的業務。

　　至于現今仍頗受關注的私募基金是否應納入《基金法》調整，劉建平回憶，當時有人認為，私募基金與公募基金差異大，投資者承受風險能力強，無須單獨立法，可以適用《信托法》和《合同法》等法律。但也有人表示，私募基金復雜，情況不明，立法時機不成熟，但可在《基金法》中留下修改空間。

　　對于此次《基金法》修改中將做規定的公司型基金，當年的工作小組也曾參照美國的《投資公司法》，寫過幾章。

　　“最初大家覺得公司型基金的治理結構優于契約型基金，可以更好保護投資人利益。但工作小組后來還是發現，公司型基金在中國缺乏實踐經驗和法律基礎，很難處理與《公司法》等法律的協調問題，公司型基金與契約型基金在本質上都是投資產品，難分優劣。”

　　另外，在《基金法》草案中，有許多內容曾經專門寫過一章，但最終都流產于草稿中。

　　有些激烈爭執之處，也在《基金法》中留有余地。比如，在股權激勵上，《基金法》規定了主要股東的身份，但未限制小股東。 對此， 劉建平評價說，當時就是為個人入股留下了空間，基金公司甚至可以組成股份制公司，并有可能上市。

　　諸如此類爭議問題，在當時的工作中引發的是長時間的思考和探索。

　　《基金法》從頒布至今已有7年多的歷史。在這7年間，中國基金業不論在行業規模還是投資者人數上，都實現了飛躍性的增長，同時也產生了很多新問題留待進一步規范。

　　回顧《基金法》的誕生歷史，很多爭論和異議如今仍然存在，而《基金法》的修改調整必然會順應市場的發展需要，為基金業進一步成熟和壯大提供有力的監管支持。

　　如果說《基金法》當初的誕生是為整個基金行業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平臺，那么今后的修改完善則是為基金行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為這個行業的日漸完善與成熟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