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國人大財經委基金法起草小組組長，現任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理事長王連洲。CFP供圖

　　國內證券投資基金目前已達3萬億，成為投資者重點配置的產品。CFP供圖

　　■ 深圳特區報記者王軻真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走過的十二年，恰好是中國證券市場風風火火、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原全國人大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組組長、現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理事長王連洲提及股市20年發展歷程時表示。

　　因全程親歷中國證券投資基金的立法過程，王連洲在評點機構投資者時，說話很有分量。“早在1994年，證券監管部門為扭轉暴跌不止的股市，就提出了四項救市措施，”王連洲介紹，其中的兩項是關于投資基金的設立，希望利用基金發揮市場穩定器的作用。只是由于政策環境不成熟，這一設想沒有實現。1997年，國務院投資基金委員會發布《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是對證券投資基金立法的最初嘗試。由于我國缺乏一部系統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基金活動無法可依。“基金黑幕”不斷曝光，更讓不少市場人士懷疑，機構投資者是否具備穩定市場的功能。

　　1998年3月，國內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宣布成立，與此同時，一批老基金開始清理，并陸續退出市場。第二年，《證券投資基金法》的立法列入九屆人大常委會規劃，當年3月成立了起草領導小組、顧問小組和工作小組，并迅速啟動了立法起草工作。起草班子陣容龐大，既包括全國人大財經委、證監會的專家，也有國家計委、科技部等單位的專家，國內法律界、經濟界、科技界、證券界盡遣專才。從1999年起，基金法起草班子在隨后的4年里三易其稿，大幅增刪，最終完成了《證券投資基金法》的立法，2003年10月28日，胡錦濤簽署主席令，正式發布《證券投資基金法》。

　　2001年，中國證券市場出現了幾個熱門詞匯，超常規發展機構投資者無疑是其中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中國基金業進入快速發展期。中外合資基金公司也在深滬京不斷誕生。隨著機構投資者的壯大，中國股市持續十幾年的莊家時代，慢慢過渡到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時代。其中，基金就是最重要的市場穩定力量。

　　如果從最早的基金算起，中國股市用了不到20年就走過了歐美百年的歷史，比如真正意義上的證券投資基金，最初是金泰和開元，總共也就是30億，今年已經有700只基金，份額達到了3萬億。基金成為中國股市名副其實的最大機構投資者。

　　然而，建立在中國特色股市定位上的證券投資基金，也勢必烙上獨特的印記，比如過于強調市場穩定功能，而非代客理財的工具。而基金股東與持有人利益的不一致，往往導致基金發展的悖論。由于基金被賦予超越投資盈利的職責，基金股東需要從擴大基金資產規模上尋求發展，導致對擴大規模的考慮超越對投資回報的關注，最終造成公募基金業大而不強。從2001年至今，基金公司資產回報率遠遠低于持有人的期望值，以今年上半年為例，基金整體浮虧4000億，提取的管理費卻還有140億。從根子上說，這就是因為監管部門對公募基金的定位偏差，由錯位導致基金管理公司片面從做大資產規模上用力，造成短期行為，進而損害了持有人利益。

　　早在2003年，王連洲就已經在多個場合公開呼吁，對業績差的基金，應強行叫停收費。事實上，也的確有部分基金設定了基準線，業績不理想就暫停收費。不過，鑒于現行的基金法從機構監管的角度立法，未將投資者保護列為立法核心，因此基金整體行為的轉變尚待時日。

　　王連洲表示，基金法實踐7年來，已經從給立法者足夠的經驗來修改不足。今天，機構投資者，特別是證券投資基金，正走在制度變革的重大轉折點上。從基金業健康發展的角度考慮，是時候從制度上建立基金公司的權利和責任相匹配的機制，協調公司與持有人的收益和風險，引導基金公司從重視資產規模擴張轉向重視投資收益。此外，應當借鑒國外經驗，改變現行制度，允許公募基金經理購買自己投資的股票或關聯股票，只需要在信息披露和持有時間上有針對性的規定監督，就有助于穩定基金經理隊伍，保護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公募基金經理轉投私募愈演愈烈，且相當部分私募基金業績已遠超公募，引起基金持有人的不滿。對此，王連洲認為應該從有利于投資者利益保護的角度出發，讓市場自由選擇。這需要從立法上為私募基金創造更好的成長空間，比如拋開公募與私募的性質劃分，公平對待所有的資產管理公司。監管上著重對業務而非出身來分類監管。放任投資人自由選擇基金經理，打破公募基金的壟斷地位，形成市場良性競爭。通過立法將私募基金納入監管規范，保護私募基金各方參與的合法權益。

　　如果通過市場化努力，適度降低資產管理行業現有的不正常的高回報率，就能夠進一步加強資產管理公司經營行為與客戶利益的一致性，從而解決基金功能與職責錯位的問題，推動基金管理公司開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