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主導投資趨勢的“全球宏觀投資策略”主題中，全球頂級對沖基金經理所關注的十大全球宏觀策略難題，也都讓中國決策者與投資者備感困惑。

　　文/魏萊

　　從紐約往北走，開車或乘火車，大約一小時路程，就到了康涅狄格州。在這里，沿著長島海峽，依次坐落著幾個靜謐而秀麗的小鎮，格林威治也在其中。在這座距紐約30英里的海濱小鎮，云集了全球500多家對沖基金，全球最負盛名的對沖基金公司在這里幾乎都有辦公場所。

　　自華爾街誕生的時代起，金融大佬和工業巨子們就開始在格林威治建造豪宅。后來，這里成為對沖基金的大本營。監管松懈的對沖基金回報豐厚，使其富裕的投資客戶身價大漲，其經理人則搖身變為億萬富豪。有統計資料顯示，有35家對沖基金總部設在這座只有6.2萬名居民的小城中，管理的資產額則超過2000億美元，超過智利或馬來西亞等國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2010年10月中旬的康州已是深秋。長島海灣上懶散地晃蕩著幾艘私人游艇。有世界對沖基金行業教父之稱的X君開著跑車，從紐約到格林威治，帶著筆者兜風，一路講述他在這里工作17年的片段。

　　緊挨入海口處，有一座8層的寫字樓。X君告訴筆者，他與其他合伙人共同擁有的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公司就在這里辦公，租了一層樓。十幾年過去，這里仍和當時一樣，現在的對沖基金交易員、分析師，在高度緊張工作的閑暇，依然喜歡看這里的海景和遠處的風景。當然，這里辦公樓的租金也依舊“昂貴”。

　　這里的昂貴是他們用沉重的代價換來的。X君說，“1998年，我們吃了俄羅斯違約的悶虧”。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叱咤風云的對沖基金，在俄羅斯債務市場上幾乎在瞬間化為煙云。X君及其合伙人“損失慘重”。

　　當時，俄羅斯正處于水深火熱的金融危機中。俄羅斯到期債務240億美元，但外匯儲備只有170億美元。在這種背景下，俄政府宣布大幅度貶值盧布，延長還債期限、暫停債務交易等措施。消息一出，世界嘩然。俄羅斯股票、貨幣體系崩潰，跌幅一瀉千里，后來干脆停業。此后，俄羅斯債務市場再也無人問津，直至2010年才重返債務市場。

　　也正是那個時候，著名的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曾雇傭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大批才華橫溢的程序設計師，為公司設計精巧的套利模型，試圖捕捉俄羅斯政府債券交易中的微小獲利機會。然而，誰也沒有料到，俄羅斯政府債券會突然違約。結果是，這群“偉大的科學家”血本無歸，包括X君在內的國際投資大鱷損失慘重。

　　X君說，“我們做了細致的反省，對風險有了深刻的認識，不過，我們始終堅持做合法的投資，絕不在法律風險上‘走鋼絲’，即使投資失利，以我們的能力，都還有機會扳回來。比如，我們的合伙人幾年后又全部東山再起了，曾經的一些雇員也散落在格林威治一帶的各大對沖基金公司里。”

　　“對沖基金教父”的私家生活

　　在格林威治鎮，對沖基金經理的工作異常低調。但是，他們迅速累積的財富使得私人生活變得奢侈。都鐸(Tudor)等知名對沖基金合伙人的私宅占據相當大面積的土地，矗立在茂密的森林里，猶如城堡一般。很普通的兩層小樓在這里動輒就達數百萬美元，而在美國中西部地區，同樣的房子不過10萬美元。這里的普通公寓也價格不菲。

　　2008年的金融危機曾讓這里的生活有所收斂。當年年底，路透社記者在這里采訪所描述的場景是，豪華汽車的代理商生意清淡，豪宅的價格在下滑，為當地富裕居民服務的零售生意大幅減少，“所有東西都在下跌。夏天時開始看到苗頭，但10月份已經大難臨頭”。

　　而兩年后的今天，這里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景象。格林威治小鎮上的奢侈品小店還是井井有條地張羅著，新開的蘋果分店也門庭若市。

　　從格林威治往北到斯坦福小鎮，這里的商業氛圍更濃一些，地價也更便宜一些，所以不少金融機構在這里設立辦公室。瑞銀(UBS)世界最大的交易部門就在這里。

　　“SAC資本的創始人斯蒂夫·柯恩(SteveCohen)算是第二代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他以賣空策略為主。不過，他現在也在改變，更加注重全球宏觀經濟與政治的基本面，”X君說，“他今年也快45歲了，他當初創業的時候，就選擇在斯坦福，買了塊地，然后蓋了非常現代的辦公樓，做投資商業。”

　　“中國人喜歡低調，我也喜歡，我的朋友也喜歡。因此，沒有人知道我住在這里，但我就在這里辦公和寫作。”X君的跑車在靜謐的樹林中繞了若干圈后，來到一處面積約為200英畝的樹林。樹林在靠海的一邊，有一座兩層的小樓，海邊停著一艘白色的小游艇。

　　“我的鄰居愛養馬，他們家三層樓的馬廄里有不少好馬，維護起來可是一大筆開銷。”X君開著鄰居的玩笑，把我領進他的家門。“這是我的住所和辦公總部。在紐約、芝加哥、華盛頓和洛杉磯還有四個辦公室，分做不同的投資業務。”

　　在辦公室的三個書架上放著若干國際政治、二戰歷史、資本市場方面的書籍，馬克思、毛澤東的傳記也在其中。

　　“你也看關于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書？”筆者有些驚奇。X君笑言，“看啊，我還有不少介紹孫子謀略的書。我父親是軍人，國民黨政府時期，他就在中國。在我5歲的時候，他就跟我說，國民黨政府用的錢是用籮筐裝的。這在我兒時就有記憶。在我的另一處住宅，正在建一個私人圖書館。我過去看過的3000多本書將主要放在那里。”

　　X君夫人在外地出差，大兒子正在為一個投資項目與中東的投資者見面。小兒子大學剛畢業，在中國學習了一段時間漢語后剛回來。X君在廚房里準備好午餐——沙拉、三明治、薯片、漢堡、墨西哥卷、可樂、紅酒之后，就領筆者到戶外，靠著湖邊，曬著太陽，邊吃邊聊。“這里的景色非常好。通常，我們的小圈子聚會就在這里，或者在我的船上，舉行私人晚餐或者午餐，討論一些重要事情，交換看法。”

　　未來兩年的主題

　　“曾經的投資失敗給你最大的經驗教訓是什么？”

　　“對風險的認識與控制。當今金融系統的風險比10年前更大。純粹數量的風險計算VAR模型不過是紙上談兵。”X君說。

　　“這是否意味著數量模型已成神話？或者說單憑這些數量模型在市場上根本賺不到錢？”

　　X君答曰：“數量方法是投資決策的參考，但不是最重要的。現在的趨勢是，以全球宏觀經濟與政治本質變化為研究對象，結合歷史與地緣政治的分析方法，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針對性地宏觀策略投資與風險控制。這種新理念正在成長為新的主流投資策略。我們稱之為‘全球宏觀’投資策略……我們最擔心的是一場美元危機。倘若有一些偶發事件，會否導致脆弱的美元金融系統崩潰？我們該如何應對？現在又該做什么？”

　　……

　　全球宏觀策略(Global Macro)是以全球宏觀經濟基本面為主要研究對象，結合國際地緣政治變化，對全球政治經濟不平衡導致的價值偏離進行投資的策略。其中，投資對象以國家外匯、國家債券、大宗商品、貴金屬為主，也包括少部分相關行業的公司股票。相反，對于具體的公司股權直接投資以及公司股票興趣不大。

　　比如，業已上市的世界上最大對沖基金公司的合伙人曾在圈內表示，他從兩年前就看多人民幣，認為人民幣每年會保持3~5%左右的升值幅度。他手中主要是美元，所以他愿意長期持有人民幣債券。在看空美元的同時，他認為黃金長期還將繼續上漲，而且相信會到每盎司2000美元。

　　下手一定“短平快”

　　對于全球宏觀策略的投資者而言，流動性是第一要素。一旦投資機會來臨，投資方向判斷明確，那么他們所選擇的投資對象的流動性必須能夠“快進快出”。否則，很有可能全盤皆輸。

　　再比如，如果對沖基金看準某個方向，聚集1000億美元資本，采用5倍杠桿的方式，買入或者賣空某一投資標的，可能是美元兌澳元匯率，也可能是銅，或者大豆，那么，在短期內，面對5000億美元買盤或者賣盤的壓力，價格很可能要出現較大幅度波動。如果市場都往一個方向跟隨移動，那么，價格上漲到一定幅度之后，扣除借貸與利息，就是對沖基金所得。

　　這聽上去是不錯的買賣。其實風險與壓力很大。一方面，對沖基金行業的借貸成本很高，每天的利息壓力驚人；另一方面，最關鍵的是，市場中永遠存在著不確定性。某個國家中央銀行的利率調整在“不經意”間的變動，就會讓市場“非理性”地在幾十分鐘甚至幾分鐘內“翻天”，寬幅震蕩幾天。世界與中國的股市、黃金市場在最近都有這樣的經歷。正是這樣的壓力與風險存在，讓對沖基金經理容易“神經緊張”。一旦下手，一定是“短平快”操作，速戰速決。

　　真正生存下來的對沖基金經理人可以口若懸河地面對客戶與媒體，但在做重大投資決策時，都有專門的投資委員會與風險評估小組加以平衡，控制“市場誘惑”帶來的沖動。事實上，好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就連高盛的“特殊機會投資部門”也是下手謹慎。

　　全球宏觀的真正機會如何才能被發現呢？

　　頂級對沖基金經理身后，有一群一流的頭腦在主持全球宏觀經濟與政治研究，大多有美國名校的高學歷，有著非凡的人脈與關系。這些分析人員每天都具體跟蹤全球經濟與政治事務，無論是成熟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他們都要洞悉細微的市場與政治變化，提出看法與風險分析，據稱其綜合研究能力不會低于美國頂級智庫與情報機構的分析水平。

　　比如，索羅斯的基金公司就雇傭在美國獲得名牌大學國際經濟與國際關系方面碩士學位的日本籍學生做研究，主要看日本方面的報紙與公開新聞，選出在這位日本人看來最有意思的新聞，然后匯編成每天“日本參考要聞”。對其他地區與國家也是如此。統歸“全球政治事務分析”小組主管，負責為基金提供信息參考。

　　不過，在對沖基金圈內，對于重要的信息，大家都守口如瓶，永遠記住“說的，一定是不知道真正情況的；知道真正情況的，一定是一言不發的”。道理很簡單，賺錢的事情不會告訴別人。

　　“全球宏觀”的十大難題

　　在格林威治和斯坦福兩個小鎮，通過與十幾位對沖基金經理的業務交流與互動，筆者感受到，在未來兩年中，全球宏觀策略投資會是他們有興趣投資的方向。因為世界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新變化，而這些巨大的變化仍有相當的不確定性與風險。這些議題的討論并不一定意味著對沖基金一定會做針對性地投資，但至少可以肯定，這些方面是他們做投資之前必須弄明白的問題。

　　另外，在紐約某酒店，針對越來越復雜的全球宏觀形勢，筆者與來自對沖基金領域的幾十位頂尖高手進行了探討。在這次全球基金經理大會上，除了巴菲特、索羅斯和保爾森這樣的超級大鱷外，其他知名對沖基金合伙人、首席投資官、首席戰略官、知名智庫人士悉數到場。

　　筆者經過梳理，這些投資大鱷關注的全球宏觀難題主要集中在如下十大方面，而且他們對此都有疑問，也沒有形成有共識的答案。

　　(1)對全球經濟增長的疑惑

　　全球經濟在恢復性地增長，但非常疲弱，歐美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各國政府繼續面臨大規模財政刺激的困境。因此，刺激政策的退市時機是否成熟？美國政府會否發生主權信用違約？美國會否成世界金融史上的例外？

　　(2)對美國經濟是否“二次探底”的疑惑

　　美國通脹率多年維持在低位。美國是否應該調高通貨膨脹目標，避免類似日本的通貨緊縮？“量化寬松”強調預期管理，何種預期適宜，5000億美元還是5萬億美元？又如何對沖？“量化寬松”政策能否救美國？

　　對這一話題，投資大鱷們倒有一個基本的共識——美國房地產市場依舊處在風險的最中央。問題在于，美國房地產市值縮水的趨勢仍在繼續，美國會否重蹈日本的覆轍？如果美國經濟不會“二次探底”，那么10月16日爆發的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壞賬比例大幅增加的消息究竟意味著什么？美國經濟在三個月后是否會因為部分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嚴重虧損而導致股市大跌？

　　(3)對防通脹措施的疑惑

　　除了傳統的黃金，還有什么可以真正抵御通脹壓力？然而，黃金是有限的。大宗商品暴漲一定會迅速惡化工業生產能力，從而讓經濟恢復更加困難。這當中，誰將受害？誰將獲益？

　　(4)對人民幣的疑惑

　　人民幣會否成為國際大鱷的免費大餐？按照國際資本市場觀察，人民幣預計在今后兩年會平均每年升值3~5%，但人民幣一定是美元資本的免費大餐嗎？對于中國內部存在的復雜的政策風險，如何識別？

　　(5)對國家資本主義的疑惑

　　世界會朝著國家資本主義方向邁進嗎？國家資本主義會否主宰全球經濟？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是否必然？

　　(6)對新興市場的疑惑

　　新興市場能否成為美元資本的避風港？如果美元資本都涌向新興市場避險，那么新興市場經濟體與成熟經濟體之間的“匯率戰”和“貿易戰”會到何種程度？

　　(7)對能源供應的疑惑

　　新興市場的迅速崛起對全球能源供應帶來持續的壓力。何種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氣、新能源，能最終贏得能源供給戰的勝利？

　　(8)對伊朗局勢的疑惑

　　中東地緣政治利益與局勢一直是西方的心病。美國軍方在2010年8月承認對伊朗有“武力解決的計劃”后，伊朗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如何？

　　(9)對恐怖主義的疑惑

　　“9·11”事件改變了投資者對國際恐怖主義對資本市場危害的認識。國際恐怖分子對全球資本市場的威脅是否還在繼續？是否可控？

　　(10)對歐洲債務危機的疑惑

　　歐洲債務危機是否被暫時掩蓋？會否卷土重來？

　　頂級經理的特殊交流方式

　　對上述問題，投資大鱷們的觀點精彩紛呈，但是沒有形成共識的答案。

　　在與幾十名頂級對沖基金經理的業務交流中，筆者感受到，他們討論的是沒有正確答案的開放式的問題，需要憑借個人的經驗在實踐中領悟和運用。對一些問題，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還是希望對方的看法能彌補自己的不足，避免“信息與知識的盲點”。

　　有時候，這些投資大鱷以辯論的方式進行交流，他們可能任意選擇一個角度展開辯論。比如，正方是“量化寬松政策有益于美國經濟增長”，反方便是“量化寬松政策只會讓美國經濟更糟”。兩名基金經理人分別準備30分鐘后就上臺闡述一方的看法，并與對方辯論，維護立場。

　　這些開放又直接的問題在“投資成功與失敗結果出來之前”是沒有正確答案的，但又都是縈繞在經理人心中的真正的問題。在投資的競技舞臺上真誠地交換看法，有時，是自己成就了對手，有時是對手成就了自己。

　　某種意義上說，頂級對沖基金經理是游蕩在全球資本最前沿的靈魂。在這里，沒有蠢人，但歷史的經驗還是一再告誡人們：在金融史上，蠢事一直在發生。也許，正因為如此，這群人需要的是安靜和樹林間的思考，尤其是能經常佇立在海邊——或許對于他們而言，這樣才能更清楚地看見天際的盡頭是無涯的海水。

　　實際上，頂級對沖基金經理是一群比較特別的人。他們管理著數萬億美元以上的全球資本，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產，控制風險，投資逐利。他們善于信息搜集與分析，強于獨立思考與研究，敢于對敏感的政策和現象質疑與爭辯。

　　對于這群人，各國褒貶不一。不管如何，感受這群管理資本的人對復雜問題的研究與真實看法是有件趣的事情——就如同漫步在樹林間，前面岔開兩條路，可惜人們不能同時去涉足。有人選擇了人跡罕至的那一條，從此命運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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