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起人天天掛著職業的微笑，內心卻在忍受煎熬

　　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討論之后，2002年年底，馬德哈夫·達爾、西里爾·穆勒-貝多和我決定發起一只對沖基金，取名“Traxis”。我們3人是在摩根士丹利資產管理公司共事多年的好友，摩根士丹利在后臺負責基金的運營和銷售，給予了我們很多慷慨幫助。

　　就這樣，我們踏上了攀登對沖基金之峰的漫長征程。一開始，雖然我對基金成功募集抱著極大的希望，但也隱隱擔憂，覺得缺乏絕對把握，我想到過我們可能需要承擔許多壓力、緊張、焦慮，但也可能會有驚喜。這樣筋疲力盡的挑戰我這輩子經歷一次也就夠了，我決定記錄下這段歷程。回頭看來，這真是一段布滿愁云慘霧的日子。

　　募集資金的重要時刻

　　2003年3月2日，募集資金的歷險開始。

　　帶著滿心憧憬，我和搭檔馬德哈夫一起飛往棕櫚灘，參加摩根士丹利在布雷克斯酒店舉辦的對沖基金大會。這次會議吸引了世界上最大、最有錢的對沖基金買家，被普遍認為是資金募集者最重要的社交活動。以前我從未參加過這類會議，那真是一場了不起的聚會，至少500人應邀出席，海邊酒店的豪華會議廳里和草坪上人頭攢動。

　　會議以豪華晚宴開始，幾個投資團隊和不同風格的對沖基金經理首先發表演講。看得出來，各個投資團隊全都絞盡腦汁，努力通過演講來展現他們的智慧。此后的兩天內，主辦方安排了不間斷的分組介紹和一對一接觸，所以人們都直奔主題，直到最后的精美閉幕晚宴前，整個活動一直保持著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強度和快節奏。

　　這次會議讓我戰戰兢兢。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時候，我當然曾有過面對無動于衷或半信半疑的聽眾賣弄自己理論的經歷，但這種經歷養成了我的自負。

　　在棕櫚灘，我對與一幫庸人一起爭取資金感到窘迫，我妒忌那些對沖基金界的明星人物，他們有用不完的資金，沒必要來參加這種會議，只有像我們這種需要錢的，才會來這里乞求施舍。明星們有自己的市場經理，他們代為安排與投資者之間的年會，代為準備詳盡的演講材料。

　　在朱利安·羅伯遜的老虎基金輝煌的那些日子，他讓這種聚會的檔次上升到新的高度，在每年的商業會議之后，通常會有時髦的晚宴和舞會，會議總是被精心安排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丹鐸神廟、倫敦的惠靈頓公爵宅邸、巴黎郊外的法式城堡一類地點。當然，投資者不是傻瓜，宴會取代不了基金的業績。老虎基金的投資者喜歡宴會，但他們更欣賞朱利安的業績。

　　分組安排下的重復演講讓人備受折磨！每45分鐘是一個時段，中間休息15分鐘，人們在不同的房間進進出出，聽取不同小組的演講。面對10到30人的小組，馬德哈夫和我一遍又一遍地作著基本相同的闡述，而那些家伙用懷疑的目光盯著你。

　　這樣的演講重復了四五次后，我們想在演講內容的順序上作些變換，好讓自己不至于悶得發瘋，可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已經無法記清哪些話說過、哪些話沒說過了。

　　組合基金是最強硬的客戶

　　會議本身是折磨人的，更沒有時間打高爾夫或網球。我退出了一些投資者見面會，因為馬德哈夫在推銷Traxis和他自己時比我強多了。

　　來自組合基金的代表是最嚴格的“考官”，現在可能有1000家組合基金吧，他們是對沖基金最大也是最無情的買家。如果你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他們會猛烈地質問你，有的人可能還給你點機會，有的人則二話不說把你拋棄。我以前說過，這樣的歐洲人是最壞的，而在商言商，想想他們付的費用，這樣做又有什么不對呢？

　　組合基金通常遴選出多只對沖基金來構建一個組合，再把這樣的組合出售給沒有選擇能力的個人和機構。對沖基金的運行情況由組合基金來監控，他們采用各種技巧對每只對沖基金進行分析，對整體資產的風險和暴露情況進行控制。

　　幾年前，由于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同時發生，一幫頂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運作的大型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基金倒閉了。媒體就喜歡這種事情，他們披露了投資其中的個人和機構的名冊，這些充滿智慧的“老江湖”現在同樣遭受了損失，感到很尷尬。自那之后，這些大型機構更加重視風險分析，成天把組合壓力測試、風險價值(VAR)、夏普值(Sharpe ratios)等等掛在嘴邊。

　　組合基金宣稱，他們開發了某些程序，可以根據社會和統計數據提供早期預警信號，以便及時切換基金品種。毫無疑問，對沖基金經理不可能一直保持沖勁兒，表現最好的時候他們最受追捧，但嚴寒并不遙遠，這種變化實在很難把握。一位頗有經驗的組合基金經理曾對我說：“實際上，那些數量分析的東西都是裝裝樣子的。我們做的工作好比管理一支棒球隊，竅門就是要有一種直覺，讓你的投手在被碰撞前，而不是受傷后下場。”

　　尋找新的救世主

　　約有40位對沖基金經理參加了在布雷克斯的會議，大家陳述了不同的投資理念，即便那些未來買家的臉上掛著輕蔑，即便他們因已司空見慣而顯露出一點厭倦，即便他們帶著不恭的神情好奇地打量我們，我們還是表現得輕松自信。

　　為了得到錢，我們必須得這樣表現。那些受到買家追捧、業績突出的熱門基金就不用這樣強作歡顏，組合基金和捐贈基金恨不得手腳并用地鉆進去，可以進入熱門基金正是優秀大型組合基金競爭力的體現。

　　這真是漫長的3天。宴會和酒會上是無休止的推介和客套。閑談是麻木的，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再經過大腦。組合基金在追著基金會和富人們，“刺猬”們則追著所有的人。當一切結束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我們是否籌到了錢。(實際情況是，我們開始時沒得到多少，后來有了一些收獲。)

　　在太多的競爭和老套的演講面前，我并不認為我們顯得有什么特別，也沒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能讓投資者把錢交給我們。在15場演講中，我們用盡所有的熱情來講述我們關于宏觀投資的計劃，而且毫不害羞地揮舞自己的簡歷。

　　在那些聽眾的臉上，我沒有感覺到他們的關注和太多的承諾。中場休息時，有些人表示可能會再跟我們接觸，但沒有人走過來屏住呼吸對我說他們打算進來。星期四晚上，我們筋疲力盡地乘坐藍色噴氣機航空公司的航班夾著尾巴回到紐約。

　　頭痛、失眠以及失落

　　2003年3月17日，我們回到紐約，開始緊張地搭建公司會計、法規、行政等基礎框架，招募員工。

　　即使摩根士丹利為我們提供了幫助，籌備的工作量仍然大得難以想象。對新的對沖基金而言，合伙人的擔子相當重，這也是為什么通�；I辦基金要花上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修改并重新印刷了市場推廣計劃書，然后把計劃書提交給摩根士丹利的個人財富管理小組。有人提醒我，創業動機可能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所以我在計劃開頭總結了我離開公司去創立基金的直接原因，大意是說，到6月1日我在摩根士丹利就干滿30年了，在人們還需要你的時候選擇離開感覺會更好一些。

　　我告訴他們，我對高爾夫和希臘海島游之類沒什么興趣，專業投資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戲，我享受這種游戲中的競爭。另外，我說道，這可能是唯一年紀還算得上優勢的游戲了。

　　2003年3月，在伊拉克戰爭臨近、宏觀經濟走勢不清、公司丑聞頻發等因素作用下，股市環境變得非常惡劣，似乎所有的評論都認為大熊市即將來臨，牛市正在絕望中遠去。

　　一天晚上，我在中央火車站準備坐車去格林尼治。當我經過雞尾酒廊和酒吧時，注意到年輕的銷售員、交易員、分析師們坐在那里閑聊，相互之間在逗笑。

　　我很詫異，為什么他們看上去如此健忘又滿不在乎，難道他們不知道中東就要開戰了嗎？難道他們對動蕩的經濟沒有感覺嗎？難道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面臨失業——不僅僅是半年而有可能是永遠嗎？他們真的一點都不焦急嗎？

　　閑聊的人群看上去如往常一樣開心，面孔如往常一樣明朗而又好奇。我想起了奧登的著名詩篇《1939年9月1日》，這首詩發表于一個相當陰暗的時期——那個時期希特勒的裝甲車似乎是無敵的，世界走向戰爭的邊緣。

　　坐在五十二街的破酒吧里，奧登寫到：“酒吧里的張張面孔/墨守他們尋常的一日/燈光必須一直照耀/音樂必須永遠演奏�！痹娙酥v述的是在低沉年代之后他們那一代人是如何迷失希望的。如今，隔了兩代人以后，摩根士丹利的經紀們感到無所適從和害怕，如同希望漸漸迷失。但世事總是如此，木已成舟，我們無路可退。(摘自《對沖基金風云錄》第五章，中信出版社，作者：[美]巴頓·比格斯，文章有刪減，艾經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