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基金行業最沸沸揚揚的傳言，是華夏基金知名基金經理王亞偉的職務變動，他從華夏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職務任上下來，引發市場猜測無數。是去是留？是業績不行還是另有任用？在媒體求證到這一事實之時，已經離王亞偉卸任這一職務一周了。

　　對于這樣的事件，基金公司一般不會給出明確的說法，這一點我們沒法苛責。但怎么說是一回事，說不說是另一回事。在這個自詡為資本市場上最透明、最陽光的行業。能不能不再與落后者相比，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呢？

　　投資策略委員會是一個怎樣的機構，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是不是僅僅是“行政召集人”？對這個行業稍有了解的人都會持不認同的看法，進而根據他們的經驗對這一變動給出自己的判斷。但如果沒有媒體偶然探知，這一變動可能更晚才能為投資人得知。

　　這讓我想到上海的一家基金公司。2009年的7月，這家公司新發的一只基金在高位建倉，隨后遭遇8月份的大幅下跌，繼而運作這一基金的“投資部總監”被解職。

　　事后同行指出，該公司存在越過投研直接在8月份底部強制減倉的做法，這直接導致基金在當年9月份反彈乏力。暫且不論該公司自己的內部是非曲直，對于投資者來說，如果在2009年9月就知道“投資部總監”被解職，多數投資者會意識到，這名基金經理一定會萌生去意。

　　2010年年中，該基金經理確實辭職了，這是公眾得知基金經理辭職的時間。在此之前，該基金經理已經久不在任。

　　這多少是一種缺陷。每家公司的“投資總監”，“投資部總監”，“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的變動，并不在法定的披露信息行列。對于人員的變動，基金公司只披露基金經理、副總經理、總經理等少數職位，即使在基金經理的變動披露上，多數基金公司也只披露辭任和上任，對于基金經理長期不管事、提早離開等，或不披露，或延緩披露。

　　對于應披露而未披露或延緩披露的，也許這些問題不會每一樁都被媒體揭露出來，但一旦被揭露，都是一則丑聞；而對于那些不在披露行列的重要信息，即使不公開披露，基金公司能否以更開放、透明的心態，及時通過各種方式告知自己的持有人？

　　看看基金行業自己的口號，“為信任奉獻回報”、“您的一分投資，我們十分回報”等等，但在不利消息面前，這些原則都被解構了。

　　(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