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記者賈肖明

　　進入2010年，基金業再度陷入明星級人物離職的狂潮。

　　繼年初泰達荷銀的王勇、華夏基金的孫建東和張龍之后，東方基金明星基金經理付勇、南方基金“老”基金經理馮皓和謝偉鴻，以及南方基金投資部總監蘇彥祝也先后辭職。春節前后10天里，有21只基金換帥。而博時基金副總裁李全也傳出消息將出任新華資產管理公司總裁。

　　這些明星人物都是中國基金業能夠大發展的絕對中堅力量，但都在陸續離開公募基金而去。在全國兩會期間，國內基金業唯一一位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公司副總經理謝衛遞交了《關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權激勵機制的提案》，建言從改變當前基金業的股權結構入手，為公募留住這些精英人才。

　　半數基金經理是新手

　　以1997年11月出臺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為標志，中國基金業經過十余年發展，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基金投資也逐漸成為越來越普及的大眾理財方式之一。然而伴隨近幾年基金業的快速發展，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基金公司人才流失的問題日趨嚴重，高級管理人員、優秀投研人員和其他核心業務人員流動頻繁，特別是明星基金經理加速轉投私募基金更引起社會的關注。

　　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至今，從肖華、梁文濤、江暉、呂俊到何震、王宏遠、李旭利等，離開公募基金的明星基金經理超過20位，而其中多數為基金公司投資總監，這意味著，三分之一基金公司的核心投資決策力量發生過變動。

　　另據統計，現任376名基金經理中有約22%的基金經理崗位從業年限不足1年；有91位約24%的基金經理崗位從業年限在一年以上但不足兩年；僅有30位不足8%的基金經理崗位從業年限在5年以上；而基金經理崗位從業年限在10年以上者只剩華夏王亞偉、匯豐晉信林彤彤、華安尚志民3人。

　　“行業十年的發展也培育累積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如何留住并進一步壯大這一專業團隊可能是基金業下一個十年發展新的動力”，謝衛委員對于當前基金業的人力狀況表示出深深擔憂。

　　股權激勵可“新老并重”

　　謝衛建議，基金公司開展股權激勵建議新老并重。一方面可以考慮允許具備條件的基金從業人員等專業人士參與新基金公司的發起和設立，另一方面，對于已經成立的老基金公司，可以通過股權激勵鼓勵員工持股。另外，可以建議選擇從合資基金公司，尤其是外方股東有股權激勵及成功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經驗的合資基金公司開始試點，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成熟成功的經驗設計適合中國國情的基金公司股權激勵方案，另一方面也比較容易獲得大股東的支持。從試點地區來看，浦東新區可以率先進行嘗試。

　　國金證券研究總監張劍輝昨日在受訪時也表示，基金公司股權結構的多樣化將是行業發展的必然方向，股權激勵只是一種方式，對于合伙制、公司制等基金組織形式也可以探索。

　　新機制從改善股權結構入手

　　在謝衛看來，盡管過去十年國內基金公司的股權結構得到很大豐富，但是作為知識和人才密集型行業，目前基金公司的股權結構并未體現人力資本的重要性。

　　他表示，人力資本在基金業中占據了核心地位，成為利潤創造的主要源泉，對人才的重視也要反映到基金公司的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結構中來。因此國外基金業不乏由個人發起設立或者參股的資產管理公司，而且有限合伙制和股權激勵機制的實行也較為普遍。以美國為例，富達基金的股權結構中，家族持股49%，員工持股51%，而景順集團中也有40%的股權為員工持有。但目前國內公募基金尚沒有開放個人持有股權。

　　“基金公司允許外資持股，允許民營企業持股，但單獨不允許管理層持股，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基金法》、《證券法》立法小組組長王連洲表示，“基金業最大的資本是人力資源，管理層適當持股合乎情理。

　　實際上，早在2006年6月，證監會基金部就召集13家基金公司的負責人開會，初步探討基金公司股權激勵辦法，并最終確定基金公司管理層持股上限不得超過20%。

　　在當年的基金業聯席會議上，證監會主席尚福林首次明確表示要推動有條件的基金管理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試點。只是一度熱議的股權激勵，最終因金融機構高額年薪門，無果而終。

　　不少公眾質疑，在基金公司通過相對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而員工收入也大大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情況下，再試行股權激勵可謂是“得隴望蜀”。

　　但王連洲表示，基金業利潤大部分分配給“一勞永逸”的公司股東，又是另外一種不公平。例如，長江證券年報顯示，在慘淡的2008年，管理的基金資產凈值總額僅33.68億元的諾德基金實現凈利潤約1885.5萬元。有幸進入基金公司股東門檻的民營和外資企業成了最大的贏家，當初的投入已經獲得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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