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個人一年讓300萬資助落地,西部陽光除了繼續自己的項目,還希望能夠幫助大基金會和企業找到出口,幫助那些草根NGO。
文 本刊記者 于娜
在北京海淀區學院路一棟商住兩用大廈內,記者見到了剛從甘肅農村出差回來的梁曉燕,曾經在北京高校任教的她,現在是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的秘書長。這是一家致力于改善西部農村教育和促進社區發展的非公募基金會,從基金數量上看,幾百萬的規模不大,梁曉燕覺得他們重在把基金會的錢花好。
草根轉身
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是草根NGO“出身”,用梁曉燕的話說,不是直接從企業中生長出來,不像其他非公募基金會那樣,首先由某個企業或企業家拿出一筆錢來,而是走過了一個破繭的過程。
發起人尚立富當時還是一名西部大學生,從1998年開始,用了4年的時間,以騎自行車、步行的方式,行程9萬多里,對東西部農村教育進行了系統的考察。而后,他不僅寫出了近萬字的調研報告,并把自己拍攝的近萬幅記錄西部農村教育面貌的照片在北京各大高校展出,結果產生了巨大反響,也引起了教育界人士對西部農村教育的關注。
在楊東平等教育界專家的支持下,2003年底,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農村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也就是今日在高校中仍具影響力的“西部陽光行動”。不過,成立后的“西部陽光行動”面臨的首要問題仍然是缺錢。
于是,尚立富他們開始了四處募捐,在上海的一次籌款活動中,尚立富遇見了另一位關鍵人物,前去捐款的上海新聯康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小麗,也就是后來為基金會出了200萬原始注冊基金的人。不過當時,周小麗并沒有表示出這一筆錢,而是對尚立富說要等3年,如果3年后“西部陽光行動”仍然存在,她就會給予更大的支持。她的想法是,公益組織不能曇花一現,能堅持做3年的,才說明具備基本的運營能力。
尚立富根據行走西部的見聞寫了兩本書,“西部陽光行動”最初到農村支教就是依靠賣書的幾萬元錢啟動的,同時四處募捐。西部陽光行動就這樣堅持走過了3年,2006年5月,一直關注他們的周小麗兌現了當初的話,拿出200萬元作為注冊基金會的原始基金,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正式成立了。
用錢之道
“西部陽光行動”最初是從傳統的大學生暑期支教項目出發,但是在成為一個小型的操作型基金會后,這已遠遠不夠,而迫在眉睫的還是缺錢。
“我們開始逐漸探索來形成特色,有的領域開始形成優勢,第一個是西部農村的教師培訓,對農村的女教師、代課教師進行培訓,現在正在發展成縣域基礎教育質量綜合提升項目,扎在一個縣的‘村小’,一般外界只進入到村鎮中心校,下到‘村小’的很少,通過兩個縣的嘗試,做成一個模式,向更多的NGO去推廣。”這對于梁曉燕他們這樣一個擁有眾多教育專家的團隊而言是強項。
“另外一個重要的項目是鄉村幼兒園建設,農村的幼兒教育相當薄弱,但是在農村尤其是在貧困落后的西部農村,如何來建設鄉村的幼兒園,顯然不能照搬昂貴的城市化的模式,需要探索新的做法,我們目前已經在甘肅、寧夏建立了8所,明年還將擴大。”梁曉燕表示,這兩個項目的最后目標是要拿出一個能夠參照的工作指南,同時出錢資助農村教育一線的NGO去做。
完成項目需要多少資金,梁曉燕他們做了一個預算,一個農村老師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培訓需要5000元,每期30人;支持一個農村幼兒園發展一年需要6萬元;支持農村學校興建衛生廁所或其他農村公共設施需要1萬元;支持一個志愿者在西部農村服務一年需要2萬元……
主要捐資人上海新聯康每年都資助基金會一部分錢,但遠遠不夠,基金會還需要更多捐款。2007年基金會收入總額是206萬元,2009年增加到260多萬元,其中來自境內外企業和組織的捐贈是基金來源的主要渠道。梁曉燕正在籌劃西部陽光行動第三本書的出版銷售,這也將給基金會解決一點資金。
“今年的籌款情況非常好,有300多萬的收入。”梁曉燕很有信心,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基金會做的事情,覺得他們在踏踏實實地用心做公益。比如嘉實基金公司曾先決定資助一小筆錢十幾萬元,跟著基金會工作人員到當地去,所有過程全部參與,直接和教師、孩子們接觸,一路看下來后,又在新一年的企業捐贈計劃中,將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列為最重要的捐贈對象。
在安全可控的情況下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實現保值增值,非公募基金會才能可持續發展,這已是圈內人士的共識,甚至有的非公募基金會的投資收益超過了捐贈收入。“這是對大基金會而言,對于幾千萬、上億的資金來說的,我們200萬的資金現在沒有辦法去做投資。目前捐贈外的收入主要還是銀行利息。”梁曉燕他們也曾多方咨詢,但理財機構都覺得數額太少而不接受,況且他們家底薄也經不起投資市場風浪的折騰。
幸運的是,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獲得了北京市2008年度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格,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非常大的幫助。有了免稅發票,捐贈者可以在計算繳納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時,予以稅前扣除,對捐款人是一種鼓勵,并不是每個非公募基金會都能獲得免稅資格,基金會運行符合宗旨,財務必須做到透明,梁曉燕覺得這也是對基金會自身的一種認可。
欲試“二傳手”
一種基金會是資助別人,一種是操作型基金會,梁曉燕說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屬于后者,籌款由自己的工作團隊去使用,明年開始,基金會除了要用大部分資金自己進行農村教育示范性項目外,還要對那些草根的、一線的農村支教NGO提供資助。“我們能夠看到和找到他們,而那些捐贈企業根本看不到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么。”她認為對農村教育難在哪里,各種NGO能力表現的判斷,是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一個突出的長處,而這個長處可以讓他們幫助大基金和企業找到資助出口。
“基金會資金用好是不容易的。”梁曉燕感觸到,通過支出可以衡量一個基金會團隊的工作能力,公益項目活動支出越多,說明實際工作能力越強,但是工作人員并沒有增加,這才是做到了有質量地去花錢。2009年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的收入是300多萬,使用了290多萬,比2007年多花了近100萬,對于一個操作型的小基金會而言,6個人讓300萬善款合理使用,在行業內效率已經非常高了。
梁曉燕介紹,明年他們新增加的一個項目就是,用自己對公益組織能力的判斷,去幫大基金會和企業發現和找到那些更需要錢的NGO,做一個“二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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