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筆者從一頗為權威的消息來源聽說，國內重量級私募——重陽的管理規模已達50億，趕得上一家小型的基金公司，而這“趕英超美”的迅猛之勢不過是在近一年才發力的。幾乎是同時，筆者又聽到一個驚人的小道消息，傳某重量級公募基金公司總經理也要投奔私募。兩則消息無論虛實都傳達出一個很明確的信號：私募很強大。

　　私募如此強大的助力直接來自營銷的公募化。近期，媒體頻繁報道陽光私募與銀行聯姻的消息，因此，很容易把“銀行賣私募”簡單理解為“公募化”。事實上，問題不在于銀行賣私募，而在于銀行怎么賣私募。銀行賣私募的流程大致如下：銀行以私人銀行“理財產品”為依托招攬投資人，再將這一“理財產品”以單一投資人名義委托給信托公司。就這樣，在銀行“理財產品”的幫助下，私募輕松地跨越了“200人上限”的障礙，也完全有能力把“每份合同20萬元”下限向下破突。因為銀行理財產品既沒有人數限制，也沒有硬性的金額要求。

　　當筆者驚詫于私募這種“向上”和“向下”的突破時，被一句反問問得啞口無言：“誰說私募投資人就不能超過200個的？我們只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以信托的形式出現，才‘從’了這個‘200人’的規定的！”

　　既然人數不是問題，那推廣方式是不是個標準呢？在筆者試圖重新定義私募的概念時，發現模糊公私界線并不是陽光私募的獨創，公募基金公司同樣是始作俑者。從專戶“一對多”業務開閘以來，“一對多”就是個“怪胎”：公募的宣傳推廣手段，私募的信息披露，說得準確點，連私募的信息披露都不如。

　　在從事公募基金新聞報道十多年后，突然發現自己竟然連公募私募都還分不清，或許這就是一個模糊界線的時代，不需要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