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公募基金的規模已經接近2.5萬億，基金持有人3000多萬，遠超過股票投資者，但是作為其核心競爭力的高端人才卻在持續大量流失，公募基金還可以信賴嗎？“大而不強”會是它最終的宿命，制度設計的缺陷正凸顯弊端，是時候檢討與反思了。--經濟觀察報聯合新浪財經從本期起推出系列策劃“公募基金批判”。

　　趙娟 黃利明

　　杭州西湖，孤山島上，有著160年歷史的樓外樓是這周圍唯一的一家飯店，可以欣賞到西湖最美的景色。數位年輕人慕名走進這家飯莊，進門處四位迎賓小姐并沒有給予他們應有的熱情。

　　用餐完畢，他們只有一個判斷“這里只能來這一次。”

　　其中一位年輕人詢問后得知，這是一家國營飯店，于是慨嘆：“國營不能來啊！”緊接著又笑言：“公募基金不能呆啊！”

　　這是一批從事基金管理的年輕人，他們的這段插曲演繹為基金業內流傳的段子，卻多少映照出當下公募基金公司的狀況。雖然它具備強大的規模優勢，但眾多基金經理依然選擇離開。

　　李旭利的啟示

　　李旭利的辭職只是公募基金不斷持續的人才流失故事中的最新一個。

　　11年前，從“五道口”(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95級經濟學碩士畢業的李旭利，沒有選擇銀行等單位的高薪職位，而是出人意料地選擇了一家正在籌建的基金公司——南方基金，這是中國首批成立的三家基金公司之一。

　　李旭利的工作履歷如其投資一樣穩健，在南方基金一呆就是7年，從研究員、交易員一步步做到基金經理、投資總監。

　　并且，李旭利和他管理的基金經歷了A股牛熊交替的完整周期，還取得了良好的業績。李旭利甚至一度成了“南方穩健”風格的代名詞。

　　在南方基金期間，李旭利以出色的業績獲得認可——十佳基金經理、晨星年度基金經理獎以及連續兩年的金牛基金獎。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李旭利曾率旗下基金在某銀行股上市當日低價買入，然后在其觸摸高位的時候，李旭利又果斷決策，旗下基金全部出局。

　　僅此一單，交銀就大賺100%。

　　2005年李旭利曾大膽預言，“幾年之后，我們將俯瞰今天的歷史低點”；2006年5月，李旭利公開提出“千金難買牛回頭”；2007年9月，李旭利寫下 “致交銀施羅德藍籌股票基金份額持有人的一封信”，提醒其基金持有人 “中國股票市場的估值水平已經逐步脫離企業基本面的支撐……”

　　2005年，李旭利轉投正在籌備的交銀施羅德基金，并擔任投資總監一職，直至此次離開，以李旭利為核心的投研團隊也為其公司帶來了不錯的業績和口碑。

　　但是，最終，交銀施羅德基金總經理莫泰山也沒能留住他這位昔日的大學和研究生同學。這位參與過兩家基金公司創辦的“元老”最終離開了他熱愛、打拼了11年的公募基金行業。

　　李旭利的離職其實在三年前就已現端倪。彼時，李旭利在一次暢談理想與生活的對話中表示，一個從業者從25歲到55歲能看到三個經濟循環周期。第一個10年的循環還太年輕，沒有資本和實力去競爭；第三個循環周期時人已經老了，喪失了競爭力；能抓到的就是第二個循環，“喜歡挑戰的基金經理就做私募和對沖基金”。

　　今年34歲的他，恰好在其第二個經濟循環周期的時間點上做出了人生的抉擇。

　　此時是他工作的第11個年頭。

　　出走緣由

　　“我一個人能帶來100億的規模。但是公司幾百億的規模和我有什么關系。”一位轉投私募的基金經理表示。話雖狂放，但卻是現實。據了解，基金經理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約在30萬-300萬元之間，即使是王亞偉，也只是有過年薪千萬的傳言，這與私募基金經理上千萬收入依然相距甚遠。

　　即使在陽光私募基金中，私募基金經理也能提取績效部分大約17%作為報酬。對于公募基金管理數百億規模的基金經理來說，這簡直不敢想象。這樣的落差太大。

　　“大家總是問基金經理為什么拿高薪，從來不問股東為什么拿這么多錢，其實這更不合理。”一位基金經理這樣反問。

　　銀河證券基金研究中心統計的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8年，國內公募基金公司10年間共收取管理費合計816.61億元，管理費是基金公司收入的主要來源，其中大部分被基金公司股東方收入囊中。

　　“降低基金公司股東準入門檻，在此基礎上設立內部股權激勵，是維護基金公司穩定運作和避免人才流失的良策。”一些業內人士提出。

　　“這個問題不是第一次提出，但發展了這么多年，不能再回避了。”上海一家基金公司高管稱，“私募基金最吸引人的莫過于股權優勢，降低準入門檻和股權激勵是相輔相成的，到時大量的公募轉私募局面一定會有改善。

　　實際上，尤其是允許外資卻不允許內資民營機構和個人發起設立基金公司這種 “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局面，已引起很多從業人員不滿。一位剛離開公募基金投資總監一職的人士坦言——10年的經歷令其對基金行業的“對內開放”已經“心死”，所以選擇離開。

　　“2008年的熊市，基金經理收入打折，2009年牛市，新的離職潮肯定再起。”今年初，廣州某基金公司基金經理曾這樣預料。在私募基金的強烈對比下，在待遇、壓力、個人事業多重因素影響下，基金經理公轉私似乎勢不可擋。

　　制度暴利困局

　　西湖樓外樓占據著西湖最好的位置，卻讓那幾位去用餐的年輕的基金經理們“不想再去下一次”，這家國營飯店體制沒能帶來良好的服務和吸引力。

　　推而廣之，公募基金業現在的這些股東，能如此享受暴利，其實就是來自牌照管理與審批制等體制特權帶來的暴利。

　　銀河證券基金研究中心胡立峰指出，基金業還是高度暴利行業，這個行業的暴利，主要并不是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層的職業水平，恰恰是國家牌照和特許經營權等。

　　在審批制的保護下以及旱澇保收的管理費模式下，即使一些中小公司依然有不錯的利潤。長江證券年報顯示，2008年，管理的基金資產凈值總額33.68億元的諾德基金實現凈利潤約1885.5萬元。

　　像上海的一家基金公司，在成立初的幾年內，該公司每年的凈利潤幾乎全數用來股東分紅，甚至有的年份分紅后利潤僅留千元，其外資股東兩次進入的投資額約1.4億元人民幣，而以該公司最近兩年每年3億-4億的凈利潤計算，該公司四家股東包括外資方早已收回投資成本。

　　業內一位權威人士認為，目前公募基金進入了階段性的瓶頸期，急需突破制度層面的一些限制：“第一，改變現有的審批管制，實現基金公司準入的市場化、基金產品發行的市場化；第二，發展第三方銷售渠道，建立專業的投資顧問團隊；第三，從制度上規范基金合同等條款。”

　　原《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王連洲在談到基金法修改問題時認為，應降低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準入門檻，擴大基金公司業務及其旗下基金的投資范圍，允許更多具有一定資質要求的單位或個人有可能通過市場擇優進入基金管理業。

　　本報了解到，今年7月份，基金法修改征求意見工作將重新啟動。

　　誰來拯救公募基金

　　遲遲未予成行的股權激勵、制度設計上的弊端等等問題正是導致公募基金遭遇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正在進入第二個10年的公募基金，在這個以人才為核心競爭力的專業資產管理行業，大批人才流失帶來的后果可想而知。

　　據晨星數據統計，上半年共有78只基金公告基金經理離任，平均每2.3天就有一只基金宣布經理離任，且多位轉投私募。

　　當年，李旭利所在 “五道口”95級一個班就誕生了近10位基金經理，其中李旭利、李學文、郭樹強三人更是同時獲得首屆優秀基金經理“金牛獎”。2003年前后，他們曾一度管理著公募基金20%的資金，現如今，他們中大多已經離開這個行業，留下的寥寥無幾。

　　李旭利出走之后的6月份，嘉實基金王鵬、泰達荷銀基金李澤剛等人也先后辭職。

　　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至今，從肖華、梁文濤、江暉、呂俊到何震、王宏遠、李旭利等，離開公募基金的明星基金經理超過20位，而其中多數為基金公司投資總監，這意味著，三分之一基金公司的核心投資決策力量發生過變動。

　　這些明星基金經理們昔日都是基金公司招攬客戶的 “黃金招牌”，也是中國基金業能夠大發展的絕對中堅力量。但是目前，“明星基金經理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明星基金經理出走，公募基金的人才短缺正在日益暴露，基金經理團隊越來越年輕化。

　　據統計，現任376名基金經理中有約22%的基金經理崗位從業年限不足1年；有91位約24%的基金經理崗位從業年限在一年以上但不足兩年；僅有30位不足8%的基金經理崗位從業年限在5年以上；而基金經理崗位從業年限在10年以上者只剩華夏王亞偉、匯豐晉信林彤彤、華安尚志民3人。

　　一位行業內人士直言：“這些導致公募基金業的發展大而不強，未來更有可能既不大也不強。”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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