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余喆

　　5月份13只開放式新基金平均募資規模8.53億元，今年以來宣告延長募集期的新基金累計已達11家，首發規模最小的天治創新只有2.48億元……一系列數據昭示著新基金發行已經全面陷入困境。在困境的背后，究竟誰該為此負責？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低迷的股市。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高漲的股市曾吸引了無數老百姓儲蓄搬家，奮不顧身地投身基金；萎靡的股市同樣威力無窮，把老百姓的信心扯得七零八落，惟恐避之不及。股市的好壞是影響基金發行的最主要原因，國內外市場莫不如此。俗話說“無利不起早”，沒有財富效應的感召，要想讓中國老百姓把存在銀行里的錢拿出來買那跌跌不休的基金，想想也不太可能。

　　然而，除了市場環境不好這一不可抗因素，還有那些深層次原因值得我們反思？

　　新基金發行密度過大也是被市場詬病的原因之一。今年一季度，監管層為刺激市場信心，曾以每周數只的頻率快速批出50多只新基金。獲得批文的基金公司在苦候市場環境轉暖而不得的情況下，無奈之下只得在近期扎堆發行，造成銀行等渠道“堵車”，投資者“審美疲勞”，攤薄了單只基金的規模。

　　不過，把罪過都推給監管層也不合適。今年獲批的新基金大多是去年積壓的“存貨”，而去年之所以三次長時間暫停新基金，歸根到底還是中國股市長期以來的政策市思維，市場對監管層基金審批節奏賦予了太多的政策色彩。因此，真正值得反思的并不是監管層的基金審批速度，而是審批制度本身。

　　但如果簡單將審批制改為備案制，讓基金公司自主決定發行基金的時機和種類，可能又會發生另一種情況：在國內基金業處于“跑馬圈地”的階段，牛市中基金公司必然會猛發基金，從而進一步推高市場；而熊市中基金公司又會慎發新基金，造成市場失血嚴重，同樣對股市不利，也對基金投資者不利。由此可見，審批制和備案制各有利弊，如何趨利避害，還需有識之士開動腦筋。

　　審批制度值得反思，基金發行渠道同樣存在缺陷。國內基金公司之所以熱衷于“拼首發”，除了面子問題、審批制的原因，銀行重首發、輕持續同樣是重要原因。銀行有限的人力、物力資源都投入到新基金發行當中，必然造成基金公司也跟著死拼首發，持續營銷有心無力。

　　商業銀行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處于壟斷地位，控制了國內絕大多數的金融資源，這就造成基金公司發行新基金時必然會仰銀行鼻息。監管層也曾鼓勵第三方機構開展基金銷售，近期也有人呼吁建立基金經紀人制度，但在清算系統建設、網點設立和人員配備上根本無法和銀行競爭，也自然無法吸引基金公司的目光。如果想使第三方基金銷售機構迅速發展壯大，只能依靠政府給予相當程度上的政策扶持。即使如此，也尚需時日才能形成規模。

　　同時，此舉還需考慮到銀行的反對。日前有基金公司嘗試自行培育老客戶，結果受到銀行的強烈反感，認為基金公司搶了銀行的客戶資源。由此可見，改革基金發行體系任重道遠�？赡苤挥械却�我國資本市場和投資者的全面成熟，基金發行才能徹底擺脫“靠天吃飯”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