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　黎敏奇

　　對沖基金，這是一群把華爾街投行看成“小巫”的“大巫”。

　　“如果你為對沖基金工作，并且賺到錢的話，大型投資投資銀行董事長一年6000萬美元的收入是比不過你的。”1月13日，一位在美國對沖基金工作了5年的資產(chǎn)組合經(jīng)理(Portfolio Manager)表示。而他卻是一個華人。

　　由于華人在復雜數(shù)學上的天賦，美國基金業(yè)這個江湖，漸漸出現(xiàn)了一個子集——美國基金業(yè)中的華人圈。踏入這個圈子的人，大部分都在國內(nèi)讀過本科接著赴美深造，畢業(yè)時稍作修補就在華爾街四處敲門投簡歷。

　　“當次按危機塵埃落定時可能已經(jīng)失了10萬個工作崗位。”1月16日，美國最大的華人對沖基金前沿基金(Fore Research　＆　Management)創(chuàng)始人黎彥修在國際電話中表示。但由于在模型上不可替代的作用，華人仍牢牢地占據(jù)著對沖基金經(jīng)理人的一席之地。

　　“中國人在華爾街還沒有超一流的基金經(jīng)理。這只因為時間還不夠長，在華爾街做得最久的中國人恐怕入行也只有10多年。”前述對沖基金人士表示。

　　“這個圈子有多大還真不好說。”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共同基金的投資組合經(jīng)理(Portfolio Manager)鄒飛說，“在美國金融領域的華人還是有一些的，尤其是近些年。從2004年開始，進來的人蠻多的。因為2001年到2003年，美國經(jīng)濟都是在走下坡路的，但2004年經(jīng)濟開始復蘇了。”

　　鄒飛說，目前國內(nèi)的公司招募QDII基金經(jīng)理，提出的要求是“3＋1”。就是在1個投資團隊中，必須有3名在海外基金業(yè)有3年工作經(jīng)驗的基金經(jīng)理、加上1名有5年工作經(jīng)驗的基金經(jīng)理。“這個‘3’還比較好找；這個‘1’就很難找了。在美國有5年基金工作經(jīng)驗以上的人不是特別多。”

　　派系之別

　　這個江湖分為共同基金和對沖基金兩個幫派。

　　“共同基金需要在美國證監(jiān)會(SEC)注冊登記，而對沖基金則沒有此項要求。共同基金的投資者進入門檻比較低，而對沖基金的平均門檻是100萬美元。”被稱為基金引路人(Fund Guide)的Dustin Woodard表示。盡管Dustin Woodard是一個強烈的共同基金支持者，他還是很中肯地比較了共同基金和對沖基金的不同。

　　“對沖基金是有限投資者結構，投資者人數(shù)不能超過499人。而共同基金則對更大范圍的公眾開放。”Dustin Woodard表示，“對沖基金可以很靈活地做空，可以使用很高的杠桿；而即便是最靈活的共同基金，最多也只能有30%的利潤產(chǎn)生于空頭。”

　　此外，共同基金的管理費用是由美國證監(jiān)會(SEC)規(guī)定的，分紅比例較少，“比如我們的基金分紅比例就只有1.5%，而對沖基金通常收取2%的管理費，加上20%的利潤提成。”鄒飛說。

　　鄒飛做的就是共同基金，“對于我們來說，你能拿多少錢回家是看你的業(yè)績超過了基準線(bench mark)多少。我們的基準線是標普500指數(shù)，如果回報率低于標普500，就不用指望獎金了。”

　　由于分紅比例的不同，“對沖基金比較鼓勵冒險，因為如果你做得好就可以得到很多錢，而虧了最多失去工作。而共同基金看得更長遠，我們每年的獎金是和你三到五年的業(yè)績相關的，當年的業(yè)績比重并不是很大。如果你今年損失慘重，那將影響三到五年的收入。”　鄒飛說。

　　學物理、做金融

　　1990年代開始，到美國讀本科的中國人就多了起來。MBA、PHD、會計學、金融學、物理、工程專業(yè)的學生都大量涌入美國金融界。

　　鄒飛表示，“這些學生大多數(shù)先從券商、銀行等證券的賣方開始做，中國人在賣方中做的比較多。而買方是指基金、機構資產(chǎn)管理等證券的買方。”鄒飛說，“買方人員比較穩(wěn)定，會做得比較長久。特別是共同基金，做了超過20年的不在少數(shù)。不像賣方，做兩三年就會跳槽，流動性比較大，不斷有工作機會空出來。所以大多數(shù)人都是先在賣方的銀行工作，再找機會跳到買方來。當然，這也說明為基金或機構資產(chǎn)管理公司工作的人更加滿意自己的工作。”

　　而由于游戲規(guī)則的不同，對沖基金的人才流動性相比共同基金要大很多。

　　“老一輩在華爾街工作的中國人，都是在國內(nèi)讀了本科或者研究生，到美國再繼續(xù)攻讀PHD博士學位。這時候他們讀的還常常是物理或者化學專業(yè)。于是，又轉修另一個金融學或者相關專業(yè)的博士學位，入行的時候已經(jīng)年過30了。接著從基金公司最低端的分析師做起，逐漸往上做，直到有了自己的團隊，管理一筆錢的投資。順利的話，在每年年末的時候再搬幾箱鈔票回家。”鄒飛說。

　　“最大的華人基金”

　　鄒飛口中的老一輩，指的是現(xiàn)在年過40，于1980年代初期考進位于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而現(xiàn)在混跡于華爾街那一批人。

　　黎彥修，就是這群老一輩中的一員。

　　他是中國科技大學82級的本科生，1987年從科大數(shù)學系研究生畢業(yè)。1988年赴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攻讀統(tǒng)計學博士學位，后轉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黎彥修說：“我1991年第一次離開校門，想到華爾街實習。所以我就買了一套西裝，掛了一個領帶到處敲門，很幸運，美林證券讓我做了市場分析師。”在美林證券做了3年的分析師，在第4年終于如愿以償成為金融衍生產(chǎn)品交易員。1995年去第一波士頓工作了一年。1996年多倫多的加拿大多明尼安銀行　(Dominion Bank of Canada)對黎彥修開出了誘人的價碼：允許其獨立管理一部分資金，并且在年底結算時利潤分成標準為7：1。加拿大多明尼安銀行讓黎彥修負責管理該銀行的美國的證券衍生產(chǎn)品交易業(yè)務，該部門成立的時候只有他一個司令。

　　在該工作銀行六年間，他管理近10億美元的資金。每年的業(yè)績成長都在20%以上。六年，他為銀行賺了近10億美元。即便他繳納35%的聯(lián)邦稅和十幾個百分點的紐約稅，按照分成標準，這六年的積蓄也足夠他在2003年另辟山頭成立自己的前沿基金(Fore Research　＆　Management)。

　　2003年，他帶著加拿大多明尼安銀行的原班人馬成立前沿資金，作為最大的股東投資3000萬美金。截至2007年末，前沿基金總資產(chǎn)已經(jīng)超過20億美元，他自稱“是目前最大的華人基金”。

　　目前，前沿基金在倫敦、香港和北京設立三個辦公室，全球員工近50人，其中20人是分析師。黎彥修說，“50人的團隊就有20人是分析師，才可以保證我們有自己的主見，不會人云亦云。”

　　共同基金的“逃學王”

　　作為共同基金華人圈的一員，鄒飛的經(jīng)歷也頗為傳奇。

　　鄒飛說：“我最早是在對外經(jīng)貿(mào)讀了兩年，后來有機會到美國繼續(xù)讀本科的后兩年。最后拿的是美國大學的本科學位。由于成績在年級排前1%，本科畢業(yè)繼續(xù)申請PHD，收到了哥倫比亞、明尼蘇達等大學的獎學金。不過最后還是去了獎學金最多的德克薩斯大學。”

　　稍后的一批新華爾街中國人，有一個相似的愛好就是逃學和退學。

　　鄒飛讀的是金融的PHD，“金融專業(yè)每年控制得很嚴，一般一個學校就錄取四五個人。”他的研究專長是市場失靈。“我讀了不久就發(fā)現(xiàn)，我的興趣不在學術研究。我做的東西對投資實踐可能更有用一些。我在學校呆了3年，把所有的課上完，論文沒有寫就跑出來了。”

　　“我當時覺得，既然不想做學術又何必在學校苦熬。”鄒飛說。

　　盡管高盛也給出了offer，他還是選擇了位于舊金山附近的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我覺得論文給我很大壓力，現(xiàn)在這個公司讓我做的事情和我的學術研究最接近。我們公司在加州，在西海岸，不像東海岸壓力那么大。如果在紐約，每天早上七八點上班到晚上七八點，下班我就沒有時間干別的事情。而在西海岸，每天6點鐘上班，三四點就可以下班。”

　　“我下班就去健身房拼命鍛煉一兩個小時，把腦力的疲勞轉換為身體的疲勞。吃完飯，7點鐘馬上回到公司，寫論文，12點鐘回家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