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股權公司面臨的更大問題是美國國會的態度。按照現行美國稅法，合伙制企業在上市之后可以保留原先的組織結構，即所謂的“上市合伙制”，不必改為公司制；目前百仕通實行的就是上市合伙制。保留合伙制最大的好處是稅收負擔很低，即免繳公司所得稅，只在分紅的時候由股東和合伙人繳納紅利稅。這種稅收優惠政策引起了公眾和立法者的不滿，因為私人股權公司的合伙人拿著世界上最高的薪水和提成，卻享受著極低的稅率，嚴重違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則。在百仕通上市前夕，若干美國國會議員就提出議案，要求廢除上市合伙制企業的稅收優惠。這一重大政策變化是百仕通上市之后跌破發行價的導火線。對于凱雷、KKR和阿波羅等正在籌劃上市的私人股權公司來說，取消稅收優惠帶來的影響將抵消上市帶來的好處，所以在關于稅法的爭論告一段落之前，它們不可能冒險進行IPO。既然IPO的道路暫時被封死了，那些想出售自己股份的私人股權公司又該何去何從呢？

　　百仕通已經首先給出了答案——尋找主權財富基金作為戰略投資者。中國投資公司在百仕通上市前夕認購了9.5%的限制流通股份，雖然這些股份已經被套，但畢竟走出了對外投資的第一步。凱雷集團近日宣布，將考慮接納中東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作為戰略投資者。歐洲的一些非上市私人股權公司也正在考慮向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出售股份。主權財富基金與私人股權公司合作，在某種程度上是雙贏的選擇：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可以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經驗，為今后更廣泛的戰略投資打下基礎；另一方面，私人股權公司可以借此機會越過監管門檻，在對方國家內部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例如百仕通在向中國投資公司出售股份之后，就順利完成了對藍星化工少數股權的收購，并與中國化工集團聯合收購一家澳大利亞化工公司，成為在中國國內最活躍的外資私人股權公司之一。但是，主權財富基金和私人股權公司都是相對缺乏透明度的投資機構，兩者的合作可能會產生利益沖突和內幕交易等問題，給金融監管帶來一定困難。此外，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向發達國家的私人股權公司學習的效果如何，目前還值得懷疑。中國投資公司持有的百仕通股份并沒有投票權，當然也就不能進入董事會，參與重大決策；今后能否在其他私人股權巨頭中取得投票權和話語權，進而學習先進的決策經驗，仍是一個未知數。

　　中國的私人股權業還處于起步階段，但內資和外資博弈的局面已經初步顯現。目前在中國業務規模較大外資私人股權公司主要有凱雷、華平(Warburg Pincus)、貝恩資本(Bain Capital)、百仕通，以及高盛的私人股權投資部門。在內資方面，聯想投資、弘毅投資和鼎暉是比較專業化的私人股權公司，不少信托公司也從事私人股權投資業務，而國家近期批準中金、中信等券商從事直接投資，給私人股權行業引入了一股資本雄厚的新勢力。在經驗、財力和國際化程度方面，國內私人股權業者顯然無法與外資抗衡，但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監管體制，給內資構筑了一道防波堤。這道防波堤不是永久存在的，中國的私人股權公司必須迅速培養專業人才隊伍，擴大資本基礎，并虛心向外資學習先進的投資經驗。或許在若干年后，中國會擁有自己的KKR、百仕通，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掀起更多“中國制造”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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