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杰

　　基民選擇贖回基金時，基金經理也在贖回風潮中開始向基金公司提出贖回自己。

　　即將結束的2007年，全國300多只公募基金中，有超過200名基金經理易人，多數基金公司遭遇基金經理集體出走困擾。

　　“選擇拍拍屁股走人的公募基金經理中有80%換湯不換藥，他們依舊沉浮于證券市場，但中國年輕的基金業卻必須展開新一輪的自我救贖。”地處華南地區的某大型基金公司老總頗為感慨，眼下，他最為頭疼的事情就是如何從一大沓應聘資料中找到真正適合公司團隊的合作對象。

　　基金經理出走呈現倍增趨勢

　　基金經理出走現在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樣，說翻臉就翻臉。而且“一走就是一個排”，他們不光自己走，還要拉上關系好的哥們兒兄弟一起走，讓基金公司業務幾近癱瘓。

　　謝愛龍樂呵呵地接起電話，卻又冷不丁提醒說：“我現在已經不做基金經理了。”就在不久前，這一重量級人物仍然在擔任中國最大的南方基金總經理高良玉的助理職務，同時兼任南方基金市場部總監。

　　“離開南方和基金行業本身沒有任何關系，我和高總私人關系很好，也非常喜歡在南方基金時的工作狀態。”謝愛龍申明自己跳槽和此前其他基金經理跳槽的原因大相徑庭，“他們可能是為了薪資、待遇、地位、理想，但我是因為自己看好中國一級市場成長的潛力。”現在的謝愛龍剛剛組建起一家立足于一級市場開展PE業務(私募股權投資)的私募基金，他謹慎地提醒記者，南方基金確實是國內公募基金里面最棒的一支團隊，但從個人角度出發，他未來更看好PE的發展前景。

　　無疑，謝愛龍去職南方基金很可能是年內基金行業再次爆出的一個猛料。

　　就在9月，景順長城基金公司投資總監、景順長城內需增長和貳號基金經理李學文因個人原因提出辭職；9月27日，華夏基金公司宣稱王志華因個人原因不再擔任華夏藍籌基金經理。

　　8月，公募“猛男”呂俊與上投摩根基金不歡而散。盡管呂俊原來的職位——中國優勢基金的基金經理和投資總監的崗位，被上投摩根基金團隊其他成員迅速接手，但還是給基金本身留下了巨大震蕩，市場一度出現看空上投摩根投研實力等言論。

　　7月則發生了工銀瑞信精選平衡基金、華富成長趨勢基金經理易人；嘉實基金公司旗下豐和基金經理趙軍和主題精選基金經理王貴文相繼離職等業界人事變動。

　　即便在“5·30”大跌后堅定看多后市的海富通基金公司的資深基金經理(目前擔任交銀施羅德穩健基金經理)鄭拓也追隨跳槽風潮而動，更早些時間，還有肖華、江暉等一個個基金猛人抽身離去。

　　這樣的結局顯而易見。12月2日，天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林義相在第六屆中國證券投資基金國際論壇上就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到9月底基金經理變更268次，折算全年是172次，一共300多只基金，也就是差不多每只基金都變過一次。”

　　“基金經理出走現在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樣，說翻臉就翻臉。”前述地處華南的大型基金公司老總懊惱的是，這些絕非小孩的基金經理“一走就是一個排”，他們不光自己走，還要拉上關系好的哥們兒兄弟一起走。這位老總抱怨：“基金經理出走之后，他們拉走市場、研發團隊等行徑已經讓公司無法接受。”

　　而在2006年，晨星中國研究稱，共有130只基金發布基金經理變動公告，其中104個公告屬于基金經理離職，占295只基金總數的33.88%。顯然，今年的出走規模已經呈現出成倍增長勢頭。

　　留人之道在用不在御

　　不管雙基金經理責任制、股權激勵，還是把投研團隊捆綁問責，基金行業求解人才出走的道路卻如同中國股市之不成熟一樣，路漫漫其修遠兮。

　　上海一家年內出走了兩名以上基金經理的基金公司投資總監透露，在行將展開的2008年度基金經理選聘過程中，他們針對基金經理頻繁跳槽現象，正在制定旗下個別基金嘗試實施雙基金經理管理制度，“他們之間可以相互掣肘，即便這個走了，哪個肯定還在”，這位投資總監稱，目前這一計劃已經得到基金公司管理層討論通過，預期2008年會逐步實施。

　　廣發基金投資總監朱平拒絕評論“基金經理走了基金公司怎么辦”的話題，但他認為這在未來將成為基金行業一個具有相當難度的困擾性話題。

　　“基金經理普遍太年輕、基金管理經驗不足”被林義相看做是基金經理頻繁出走的關鍵原因。他認為國內基金經理普遍太過年輕化。統計數據顯示國內基金經理平均年齡僅35歲，而美國同類數據為44歲，此外多數基金經理的基金管理經驗明顯不足，三分之一的基金經理的基金管理經驗不到一年，四分之三的基金經理基金管理經驗不足三年。

　　記者調查發現，多數基金經理并不希望以年齡論英雄。“資本市場從來英雄不問出處，基金老板怎么不問旗下的基金經理為什么出走？”一位此前去職時曾在業內鬧出很大動靜的私募基金領導人認為，許多基金公司并不注重使用人才，而是謀求怎樣駕馭，結果定然是良禽擇木而棲。

　　在私募基金，基金經理一般都會把自己的多數家當放置到資金池去，以期達到投資者信任和提振基金經理責任以及必勝信心的效果。這些對公募基金卻是大忌，一些基金公司甚至對基金經理工作期間的每一個電話和聊天計劃都會錄音、備份。

　　今年8月，《上海證券報》問卷調查顯示，70%的基金經理有意轉戰私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可以持有股權，可以得到更好的薪資待遇以及社會地位。

　　另外一個讓公募基金經理倍感壓抑的事實是，國內基金業普遍急功近利，希望旗下基金快速致富，而在國際市場，一只優秀基金成長起來絕非一兩年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謝愛龍則一針見血，“國內基金行業發展得太過了，有些公司成立沒幾年現在就是行業前十大甚至五大，這么快的速度，人才儲備明顯不夠，相互挖墻腳就會成為下下之策”，他認為，這同時也與國內證券市場的不夠成熟戚戚相關，“國內老是有人指責基金經理和所持

　　“我們考慮能否把投研團隊和基金經理的業績考核捆在一起實施，這樣一方面可以減輕基金經理壓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投研團隊盡快成長起來。”前述上海基金公司投資總監稱，實施雙基金經理制度不適應全面推廣，但把投研和基金經理捆綁考核卻是比較好操作的辦法。

　　所有辦法無疑需要人來完成。當基金經理出走的動力和條件仍然充足時，一些基金公司老板開始冀望監管層能夠對基金行業的監管制度有所放寬，比如允許基金經理持有基金公司股份，以及可以大量買入自己操盤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