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斌

　　資本市場平靜的表面下有一股激情暗流涌動，人們都在期待著私募基金堅冰破裂的一刻。

　　2004年6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規定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設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擔任，但在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投資基金法(草案)》(第四稿)中，基金管理人不僅可以由基金管理公司擔任，符合一定條件的投資顧問機構也可以擔任。“向特定對象募集資金”項下就有如下條款，如“投資人數應在2人以上50人以下”，“每個投資者的最低出資額由基金章程或者基金契約規定，但不得低于10萬元”，“設定特定基金，應當向國務院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機構備案”等等。如果上述條款能被最終采納，堅冰也許能裂開一條縫隙。

　　不過，就自然人是否能充當基金的管理人這一點，爭論較大，但從筆者的實踐看，

證券投資的決策過程更多是依賴于個人和某一個非常小團隊的智慧，這一點中外沒有差別。當今世界最偉大的投資家巴菲特與

索羅斯，均出自民間。我們更應該相信人，相信自然人的力量，相信中國人學習控制和承擔風險與創造利潤的能力，并據此制定一些“寬松”的政策，否則，我們會失去產生偉大投資家的機會。

　　在傳統的社會里面，政府往往傾向于充當上帝的角色，替人思考替人決策。以管制和審批為特征的政府管理經濟的模式，能否對私募基金的發展起到鼓勵而不是遏制作用？這點業內仍有所擔心。中國正在進入現代國家的行列中，而我們也正在學習如何處理政府與個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的關系。私募基金如何借助政府的制度構架和運行理念，協調發展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我們希望政策的制定者不僅要意識到這一點，而且要視野開闊些，更有智慧更有超越性。

　　深圳證券交易所有一篇報告，對海外私募基金的特點和監管作了系統研究。報告總結了私募基金的幾個特點：私募基金是一類在經營管理上有著更大自由度和多樣性的投資方式；私募基金的委托代理關系比較簡單，投資人與基金經理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和緊密的利益關系，整個基金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共同的投資理念基礎上的契約關系，而共同基金委托代理關系相對更加復雜，由投資人委托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再委托基金經理運作，投資人與基金實際運作者之間缺乏聯系與溝通，利益關系不密切；私募基金是一類適合于高收入富有階層的投資方式。

　　私募基金的高自由度和委托代理鏈短的特征決定了其參與者少，人均投資數量大的特點，所以私募基金的投資者應該是那些有一定投資理念和分析能力，同時來自資金相對寬裕的社會階層，而不適合向普通投資者開放。私募基金這些特點，正是它在眾多投資方式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理由。政府在監管私募基金時，應該使這些特征得以保持。

　　海外對私募基金的監管是在認同其基本特征合理性的基礎上加以規范和監管的。首先，認同私募基金在經營管理模式上的多樣性，所以監管的重點不在于私募基金的投資風險和信息披露，而通常將監管重點放在制定相關豁免條件，以及審查相關私募基金是否符合豁免條件上；其次，從私募基金委托代理關系相對簡單出發，對投資者人數有明確的要求；第三，認同私募基金作為富人投資工具的特征，對投資者的資產和收入水平和投資額度等都有各種明確的規定。

　　這些監管措施，進一步凸現了私募基金的特點與優勢，有力地推進了私募基金的發展。事實證明，合理的監管對近年全球私募基金的迅速發展與風險控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對于公募基金，中國私募基金近年來展現了更蓬勃的發展勢頭和旺盛的生命力，這意味著中國民間孕育的大量財富需要與之相應的投資渠道和方式。不論是回顧歷史還是面對現實，我們應深知這一問題的嚴肅性和重要性。我們的民族已掙脫了身上的枷鎖，但為了跳得更高走得更遠，還需要解除更多束縛，對私募基金的發展同樣如此。(作為者東方港灣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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