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劉煜輝撰文指出，匯率穩定是經濟轉型、結構調整不可或缺的條件，當匯率浮動、貨幣環境不穩時，價格信號很可能被進一步扭曲，經濟結構失衡很可能進一步惡化。

　　據21世紀經濟報道8月10日報道，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撰文指出，人民幣匯率問題必須放在國際貨幣體系演進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來分析。

　　文章指出，當今“國際本位貨幣競爭市場”的格局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短暫的1980年代的美元、日元、馬克所謂的三足鼎立的“寡頭壟斷市場”的穩定，進入1990年代后，美元的壟斷程度劇增。國際金融制度事實上又回到了以國別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特別是在東亞地區，麥金農據此將這種國際金融秩序概括為“美元本位”。

　　文章認為，這種國際金融秩序存在著內在的不穩定性。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所必須的合作和制約基礎受到了嚴重破壞，各大國之間不愿意或沒有能力相互吸收國際收支調節的沖擊，也無法對美國的國內經濟政策進行制約，國際本位貨幣市場成為一個“無政府規制的高度壟斷性市場”，其穩定完全依賴于對美國經濟的信心，而美國又很難收縮國內經濟以服從外部均衡的要求，美國的“鑄幣稅特權”又推動其經常賬戶逆差不斷擴大，當這些巨額赤字注入到對美貿易順差國的銀行系統時，這些國家就開始了一個制造泡沫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新特里芬悖論”。

　　自1945年開始，在美元體系下，整個世界可以被刻畫為“中心”（美國）和“外圍”（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結構。在經過20世紀70－80年代的混沌（日本和德國的崛起一度使得中心的概念有些模糊），美元本位又進一步得以確立。

　　這樣一種世界經濟格局意味著這些外圍國的貨幣要想保持穩定就必須尋求一個“名義錨（nominal anchor）”。在這個意義上，亞洲國家的貨幣堅持釘住美元的

匯率制度成為一種現實而無奈的選擇。從1960年代開始，歐洲各國經過長達四十年的整合，經濟貨幣一體化取得實質性進展，使之逐漸擺脫了美元“錨”，誕生了歐元。日本在1980年代，也開始實行浮動匯率，擺脫了對美元“錨”的依賴，在過去的10年時間里，美元兌日元超過30%以上的年波動率就高達5次，導致日本的貿易部門不斷地在擴張與收縮之中痛苦地搖擺，日本的財政赤字高達GDP的200%，經濟從此不振。由此可以看到，一個高度外向型經濟體在美元本位制中擺脫“名義錨”后的風險。當然日本的問題根本還在于自身經濟結構的失衡，但擺脫美元錨使得這種失衡從風險成為了一種實現。

　　文章指出，中國是否需要改變緊釘美元的政策，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話題。關鍵在于中國是否能從根本上調整本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實現自主性經濟增長。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及時地通過解決國內以各種形式存在的經濟不平等（要素價格扭曲、收入分配、民營資本準入等），從而有效地擴大內需已成為最緊迫的任務。

　　為了實現這一經濟轉型、結構調整，匯率穩定是不可或缺的條件。當匯率穩定、貨幣環境穩定之時，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產業結構的演化和調整或生產資源的有效配置）取決于消費者的需求轉變和投資者的技術進步；當匯率浮動、貨幣環境動蕩不寧之時，價格信號很可能被進一步扭曲，經濟結構失衡很可能進一步惡化。

　　而對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也需要有客觀的認識。那些認為固定匯率最大的缺點是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和自主權，浮動匯率則讓貨幣政策有自主權和獨立性??事實上是對蒙代爾“不可能三位一體”（固定匯率、完全資本流動、自主貨幣政策不可能同時存在）一種曲解。在實施資本流動管制的情況下，固定匯率與自主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容的。而中國經濟歷經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泡沫經濟破滅而沒受到重大影響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嚴格限制資本賬戶上的資金流動。2003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所受到的一系列挑戰，事實上與中國的資本項目管制的有效性受到極大削弱相關??當下通過經常項目或直接投資，購買人民幣資產或者

房地產進行投機，已經做得非常專業化。國際資本的跨境流動幾乎是不設防的，特別是在房地產等領域。根據中國建行年初的一項研究，2005年的實際貿易順差僅有400億美元左右，約有600億美元實為資本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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