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專家譚雅玲撰文指出，未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關鍵在于增強金融體系的效率和強化金融綜合戰略規劃，其中應包括對商業銀行改革問題的關注。

　　據中國證券報8月8日報道，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譚雅玲撰文指出，面對當前中國國內經濟過熱中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以及國際主要經濟體經濟政策調整艱難中的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上升，人民幣匯率改革進程面臨的來自內部與外部交織的挑戰局面將會擴大。

　　文章指出，綜合國內外形勢看，中國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基礎問題??階段與背景，特別是效率速度是中國人民幣匯率的基點。各國發展階段與背景的差別，使當前面對的匯率改革時需要更多實際數據的分析判斷，并特別需要以中國國情作為基礎，理性評估價格水平與預期。

　　目前全球不均衡是各個方面利益的積聚點和矛盾面，而這種不均衡的根本原因以及難以解決的根本因素，包括中國匯率改革的復雜性就在于??全球經濟金融周期差別和發展階段差異，進而產生經濟形勢、政策預期的不均衡性錯配，市場價格指標的差異性錯位。從人民幣角度看，有一定程度上的壓力來自內部的不理性和不實際，內部結構因素是促成人民幣價格預期和預期壓力的核心。

　　其一，發展背景和階段產生的差異和問題。僅從中國與美國的差別看，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模式為供給型，經濟模式結果是資金積累、財富積累、實力積累，是“掙錢”經濟模式；而美國是需求經濟模式，經濟模式結果是擴張財富、投資消費財富、強化實力，是“花錢”經濟模式。兩者之間發展階段和背景的差別，使兩國之間的貨幣價格基礎完全不一樣，更何況貨幣模式一個開放型，一個封閉型，一個絕對主導貨幣，一個并非國際貨幣，其價格之間可比性在哪里？

　　其二是發展規則的差異。發達國家是一個市場規則的制定者，也是經濟金融模式和經濟體板塊的推行者，中國資本市場形成的規模、發展的階段、規則的制定、板塊的形成是延續發達國家而來。因此這個層面給資本市場帶來的推力可能就完全不一樣。

　　文章認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經積累的一些基礎實力，當前應該面對問題，拿出勇氣，下大力氣，努力解決問題與矛盾，并且必須清楚解決這些矛盾或問題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包括經濟可能的損失、社會可能引起的不穩定、行業可能引起的破產或低收益，但是這是必須走的一條路或一個階段。

　　思考一：貿易改革的沉淀與發展

　　近8-9年的時間里人民幣匯率上下不同走向的焦點依然是貿易問題，然而這并沒有被解決多少，更多匯率博弈或貿易爭端核心依然集中在貿易結構問題上，即貿易規模遠大于貿易收益，正如有人指出的中國貿易順差并不代表貿易利潤，中國貿易數量大于質量的局面沒有根本性的改觀。中國貿易結構和實力缺少基礎，貿易順差并非代表貿易利潤。近幾年國外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貿易限制措施和貿易壁壘不斷增多，這本質是中國自身的低效積累所致。

　　思考二：經濟結構改革效率與發展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改革處于關鍵時期，經濟發展前景和當前狀況既存有自身不確定的影響，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中，不得已而延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經濟模式和金融架構，使中國經濟機遇與問題明顯的表露在世界面前，國內與國際兩個經濟模式和市場價格的推進，使中國經濟面臨高增長、高消耗、高投資、高規模與低效率、低產出、低循環、低收益現象愈加突出，進而目前所出現的對未來經濟前景的爭論并非毫無根據，有值得認真思考甚至深刻反思的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或許有時更多來自外部因素推進，缺少內部自發經濟基本因素促進，更嚴重逆向國際趨勢而行。因此，需要用智慧解決這類問題，以現有體制背景的條件解決經濟總量與質量、貿易總量與利潤、投資支出與收益，以新的管理和考核模式促進經濟結構的有效改變。

　　思考三：金融改革效率與進度

　　從人民幣預期或升值壓力看，未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關鍵在于增強金融體系的效率和強化金融綜合戰略規劃，其中應包括對商業銀行改革問題的關注。中國的銀行改革不能只唱贊歌，規避或視而不見問題，這樣將積累對銀行的長遠傷害，不可小視。外國一些研究機構已經將中國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列為人民幣不支持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國市場化的改革、創新和發展依然具有明顯的官本位行政色彩，無論國有銀行或企業股份制改革，或資本市場股權分制改革，或經濟金融理念或實踐改革，都存有明顯的政府色彩獨斷性或壟斷性，這不僅影響市場化手段、產品或效率的體現，而且有時也使行政體制與市場效率處于低水平、低素質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影響金融改革的效率，浪費著改革的時間或精力，這需要有效的解決，否則面對2006年的入世全面開放，中國的金融壓力或風險是不可輕視的。因此，當前面對人民幣問題，似乎更多在于從根本解決問題，其中或許是對經濟增長水平形成階段或周期的短期傷害，但積累的卻是長期的利益與收效。

　　文章不贊成

人民幣升值，因為這與中國的國情、國力不符合，即使中國經濟總量、外匯儲備或外貿順差等因素，或是形成支持人民幣升值的“依據”，但中國基礎和實力并不真正具備人民幣升值的條件，尤其是市場化程度尚未成熟與嫻熟，畢竟三大經濟體??美歐日至今沒有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何以以市場經濟理由要求中國匯率市場化或簡單升值。中國短期匯率相對穩定性、窄幅波動或許有利于中國金融改革的調整與積累，而且一定程度上應有貶值策略的實際需要，這不僅是當前國際貨幣匯率的一種趨勢，而且也有利于中國經濟結構或金融改革需求。從中國整個匯率改革配套來講，人民幣

匯率制度應該加大利率手段的調節功能，強化利率調節頻率與幅度。利率市場化是匯率彈性與浮動的一個先決條件，其中銀行商業化是一個保障（銀行不是官員化、行政化），產品多元化是一個基礎；尤其是面對國際市場主要貨幣利率上升趨勢，中國也應該轉變思路，在順應國際趨勢中選擇自己政策的新突破或新思路，應該強化與最終實現利率自由化為短期目標；因為利率既連接投資，也影響消費，既牽動發展，也約束沖動（投機），既是國內問題，更是國際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經濟金融問題。當前無論對國際或國內外匯市場而言，利率都是投資組合的敏感“神經”，也是宏觀微觀經濟調控和推進市場經濟活力的手段。同時中國匯率改革應考慮在現有基礎上擴大人民幣匯率彈性，是否可以考慮將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擴大到1-3%、3-5%，逐漸擴大和循序漸進的增加匯率彈性，以市場流動、需求狀況來把握人民幣價格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從匯率市場化看，面對國際市場投機因素對價格的推波助瀾，擴大價格浮動空間不僅使投機押注人民幣升值難度擴大，也有利于國內市場理性投資抉擇，減少人民幣價格的敏感度。

　　文章指出，人民幣升值或貶值并不是最終的結果，但單純預期人民幣升值也不是一個貼切的論點。從短期看，一種匯率機制的行之有效，不僅要適應本國貿易和金融市場的需要，而且還要注重保護本幣少受沖擊，適時調整和不斷完善；從長期看，一種匯率機制的切實可行，要隨國際經濟的變化和金融條件的轉變而調整，一成不變的機制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匯率機制要視情況而變，視情況而動。在付諸實施匯率機制的過程中，匯率的變動也是在所難免的，匯率的升降應通盤衡量其利弊，以使匯率機制始終處于順暢運行，而不受匯率波動的影響或將影響降至最低限度，形成較穩定的匯率機制，以適應經濟全面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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